杨云峰，92岁，29军老兵。他家住河南省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我和我的同事98年6月去他家采访时吃了闭门羹，我们足足等了四天也不见他的人影回来。后来，听说他要饭去了。当时的舞阳县骄阳似火，麦浪翻滚。百般无奈，我们几个一商量：“看看他家里什么样也好”。于是，我光着大膀子沿河边走了七公里去邻村他86岁的妹妹家，老太太再操小脚顶烈日沿河堤陪我回到他家。
“鬼子当年到咱这儿来了，他们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女人。”老太太边走边对我说：“杨云峰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回村的，他当时穿着军衣，背着大刀。”
用钥匙打开他的房门，众人一看，果然，家徒四壁。
老太太说他早丧失劳动能力了。“四处要吃要喝，确有其事。”
杨云峰膝下无子、亦无老伴。“他已经独身多年了”老太太说。
杨云峰的家乡是贫困县，他所在的村庄里居然没有一家象样的饭馆。村头有家炊饮小店卖“呼啦汤”和大饼。“呼啦汤”是用猪下水做的“大锅烩”。锅的直径有两尺，支在一个大油桶改造的炉子上，勺子是全木的，似乎没有锅盖。“呼啦汤”一煮就是一天，蓝天微风之中四起的是“嗡、嗡”的蝇声。
村里的干部看来对他也有看法，说他90岁了还和人家吵架；说村里的财政支出拮据，所以……。不过37岁的村干部对他前几年思维清晰时讲起抗战恶仗就失声痛哭的事，仍然记忆忧新、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杨云峰有个女儿，家住丰台东高地万源南里17栋1单元10号，因为“不是亲生的，所以不好处”，杨云峰老人这样对我说。他每次来京，我们都能见上一面，好好聊聊。每次，我都再把老头儿送到他女儿家，然后，他再出走。他女儿家住在五楼，杨老汉登楼从不喘，就象他的破衣服从不换一样。
杨云峰1908年生人，为了吃饭，他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当时的师长是冯治安中将，旅长是何基沣。解放后何基沣担任农业部副部长，还常常接济我。”这是我们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的。有人说他是老糊涂，我却感到他95%的思维脉络是清晰的。人们之所以躲避他、恐惧他，完全因为他是穷人，他是老人。他如果是个将军，人们对他的评价会“天翻地覆慨而慷”。
杨云峰老人身体素质好，他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抗战胜利50周年的1995 年，80多岁的他还能在卢沟桥边上的宛平城上抡大刀，足以证明其英雄气概。如果他是贪官污吏、鸡鸭鱼肉、前呼后拥，那么，他肯定活不到今天。狼使鹿似箭离弦、饿使鼠机敏翻飞、贪使人心惊肉跳、色使人骨断神伤。但是，让贪官污吏过杨老汉的生活而长寿，怕是无一人能点头称是。
我感到，92岁老汉要饭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廉耻，它只能说明一个人命运的坎坷。杨老汉对我说：“1931年，懢乓话薮事变以后，29军整军备战，准备抵抗日本的进攻。 1933年1月侵华日军占领了山海关，2月进占热河，3月进犯我长城喜峰口！”老人激动起来，他站立着，双手插着腰，不时挥手大声喊：
“何旅长下命令了，用大刀！夜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好象日本鬼子又来了似的。
我知道1933年3月，在北京密云县喜峰口罗文峪的战役，29军歼灭日寇6000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53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1 门、机枪36架。29军当时牺牲了多少人？我没问他。他是幸存者。我问他外孙女才知道他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身上、手上也都是伤。
杨老汉告诉我，1940年的枣宜战役他参加了，那次战役中张自忠将军殉国。1945年，他的部队驻扎河南开封时，他向长官申请回家。“当时，只带了一把29军的大刀片回去，盘缠没到家就花完了。”
作为29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感怀，而是为了生存。他认为当年的战场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把毫无关联的纪念章都别在胸前，仿佛是对63年前自己与日本侵略者血战过的首肯。每次，他都能给我讲讲当年的激战情景。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我却很满足。我曾经告诉过他，我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了十几个侵华日军老鬼子，他们每月的退休金有十几万日圆，每月还有天皇给的五万“恩给”。他们的医疗也有保障。他们在一种比较现代化的社会状况中生活着。杨老汉听了沉默片刻，挺起胸膛说：“他们再敢来，我还要迎上去！”
他的裤子很破，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请他吃饭时我观察到，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拾起来放进碗里。
他的破书包是1952年买的，那里面几乎装下了他全部的家当和让人辛酸的食物。我每次见面都给他钱，我友谊商店的朋友们在参观卢沟桥时，都倾其所有资助他。每次送他走，我都有一种犯罪感。“我这把老骨头这次，就不知道放倒在哪里啦！走到哪算哪吧。”他对我说。
我想，再见他两次，我就会说河南话了。
我给他准备了几套衣服，如果再能遇见他，想给他换换。
1937年，29军官兵有十万人卫戍北平，威风凛凛、声震八方。卢沟桥事变之后直至抗战胜利，29军官兵一直在抗日战争烽火的最前线与侵华日军血战，在反侵略战争中是付出牺牲最多的中国军队之一，中国的历史上详细地记载着他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按语：然而，遭受了长期欺骗的人民确实已经把他们忘却了太久太久……）。事隔63年，29军官兵还剩下不到两个排的人了，他们分布在中国大陆各省，台湾岛上和美国、加拿大等地。92岁腰板挺直的29军老兵杨云峰，就是其中的一人。
我想，他到死也是光荣的，何况他今天还健康地活着。电视人们难道不想给历史留下什么活生生的资料去拍拍他吗？难道不想拍拍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吗？普通人的命运不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吗？不就是我们国家的昨天吗？
最近，我在采访几位三星将军时，都向他们提及了国民党军老兵的生活拮据与艰难。我向首长汇报说，他们其中很多人都说：“经济上的资助是次要的，只要民政局的干部来看看我，就算是对我‘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肯定了。”87岁的郭林祥上将非常“客观”地告诉我：“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正规军在打，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抗战牵制了大量的侵华日军有生力量。（按：候半句话还在说谎和欺骗！）绝对不能忘了他们。”郭将军要我针对国民党老兵的实际情况，给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出台相应政策。
我不知道该不该写这样的报告，也不知道寄给谁，更不知道电视人们的镜头是喜欢对着那汉奸江泽民呢？还是喜欢对着穷困潦倒的抗日老兵们。我只知道许多脍炙人口、动人心弦的故事会在中国民间世代流传下去，而且，任何党派也左右不了这些故事的传诵。这些故事是对历史的评价、是对美德的颂扬、是对时弊的褒贬、是对外国入侵者的鞭挞。不过，有些故事的尾声是可以修改一下的，只要去做，还来的及。
(转载《黄花岗》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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