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只要他思想上有一点认同中共，共产邪灵就马上附在其身上，就象练气功的被动物附体。而中共“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这也就是为什么运动不断发生在中国(“每七, 八年来一次”)，中共必须通过斗争来获取能量（类似充电一样）来维持其生存。
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从1971年开始接触中共，接受中共邪灵后就是属于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常人很难相信许多话竟出自杨教授的口（实际是邪灵控制他的口说的）。
杨振宁先生出生于1922年9月22日中国安徽省合肥县。1946年1月进入芝加哥大学，在著名的费米教授指导下于1948年获博士学位。由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成就与李政道博士一起分享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根据李勇的文章指出，杨振宁在1970年之前的立场非常清楚，那就是反对中共、亲近台湾。从1957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中共就开始对其统战。根据赵浩生的报导，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中共派出吴有训、张文裕到瑞典对杨振宁统战，被“中央通讯社”记者所破坏，吴、张两人不但 无法接近杨振宁，甚至因抗议瑞典搞“两个中国”阴谋而不参加颁奖后的酒会。因此可以说，中共对杨振宁第一遭统战败北。
中共方面并不死心，他们想派人来美国；但美国那时还不承认中共政权代表中国，也与中共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只好派出杨振宁的父母亲杨武之夫妇，于1962年飞到日内瓦与从美国去的杨振宁见面。
根据李勇的“巨大的成就 渺小的人格”写道，杨武之“一见到杨振宁立即向他‘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与新中国的思想’。杨振宁在美国大概知道四九年后中共在发起众多政治 运动中杀了不少人，尤其是五七年反右与六O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他与他的父亲杨武之争辩，杨武之似乎无法说服杨振宁。
“有一天晚上，他与他父亲又为‘新中国建设与新中国思想’辩论，双方争辩许久，最后杨振宁说：‘你现在所说的和你几十年前所教我的不一样。’杨父说：‘你怎么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从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价值标准。"
李勇先生写道，1971年9月21日 （作者注：有趣的是可以说是他50岁生日的那一天），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演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因为“他不久前去中国大陆旅行，逗留了四个星期，游历过很多地方……而且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宴会。”
杨振宁四个星期的大陆行，完全改变了他对中共的看法。他口口声声说：“中国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 神！”他说：“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改变，文化大革命是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七O年大致上已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 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方面的行政。”
杨振宁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他说：“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殊阶级为他们自 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 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
杨振宁最有兴趣的是“农业学大寨”。他吹捧说，“那是中共自力更生的精神表现，也是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领导。”就因为正确，所以大陆粮 食供应充足；水果蔬菜极多；学生、工人及农民吃得很好。他说：“我曾经与大学生一起吃饭，在上海还在柴油机厂与工人一起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 （指石溪分校）学生食堂的伙食好一些。”
演讲完后有人问他：“你去中国访问之前，许多年来你一直支持台湾，可是你今天的演讲中对中国毫无非议之处，你能否告诉我们这种态度是怎样转变 的？”杨对这句话非常反感，以十分激动的口吻反问：“我不知道这话从哪里听来的！”接着有人又问：“你现在是否相信社会主义？”杨回答说：“我的 态度以事实为主，我到过这个国家……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分注意物质享受因而使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 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
又有人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你有没有一个数字？”杨回答：“这个数字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 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此之前，当学生分成两派打斗的期间，大约有十五个学生死亡。这个数字已占全北京死亡人数的很大部份。他们告诉我，在 内燃机厂，发生过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这个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大打斗，有一人死亡。”
大家知道当毛死后，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公布的文革死亡人数是二百万，受害者逾亿，不知道杨振宁如何解释他那些为中共掩饰的说法。
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到一九七三年，杨振宁前后回中国大陆四次。七三年七月，他去东京参加“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 郎访问他，问他毛主席的情况如何？杨回答说，毛精神好，上下古今都知道，说话幽默，对科学非常注意，造诣非常深，对他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记得很清楚，“不仅 询问了XX称的守恒、非守恒，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为了证明“毛主席”科学造诣高，杨振宁说：“这些都是我们弄不懂的难题，但主席却知道！”
中村问他：常有人说中国科学落后西方十年，你对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杨立即拿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来证明大陆领先世界，并且说：“那是大跃进运动里由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由此可见大跃进运动是正确的。”
杨振宁不但肯定大跃进运动，也以四次访问大陆的经验向日本人证实中国大陆的“文革是必要的”，他说：“文革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理想主义真理下出现的中国贡献一切。”
杨振宁为了证实他的说法，又向中村说：“七三年七月廿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上，遇见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路易斯。艾尔维勒兹等七位教授，艾向他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作者注:中共贯用的骗的手法来对付外国记者和科学家)
其实，杨振宁之所以歌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与拥戴。从七一年他去中国大陆开始，他就对毛一往情深，再 加上每次去中国大陆，每次都蒙毛泽东宠召。为了报答毛召见之恩，他曾经说动与他敌视多年的李政道、新科诺贝尔奖得奖人丁肇中、李远哲一同到中南海拜见毛。 四名得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一同排排坐在毛的面前听训，让这个残暴、粗鄙的屠夫向他们显示绝对权力的幽默，然后他们沾沾自喜地返回美国，宣扬毛的恩宠与威 权，从此把爱毛当作爱民，亲共当作爱国。
爱毛泽东成狂的杨振宁，最痛苦的大概是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死亡。当消息传来美国，杨振宁悲痛甚于丧父，接近杨的学生说，杨曾痛哭流涕，大呼“我们怎么办？中国岂可没有毛主席领导！”
毛死后十天，杨振宁在纽约市亨特大学大礼堂举办了一个悼毛大会，把美东各式亲共爱毛华洋人士请来，一同为毛死哭泣。在那个追悼会上，杨 振宁上台以悲嘁的声调朗诵毛诗词，重提毛的革命功业与治国成绩，最后在台上放声大哭，并高呼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