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12月21日召开会议，部署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并讲话。国务院强调，任何人均不得授意篡改、编造普查资料。要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严谨规范的工作，确保普查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曾培炎更形容：“这是一场国情国力调查的攻坚战”。
在温家宝的支援下，中国国务院正式向地方GDP浮夸风宣战。近年来，各地公布的GDP资料屡屡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GDP资料有着很大出入，作为衡量国民经济总量的关键指标的GDP，其变化是政府观察宏观调控效果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重要风向标，不一致的GDP资料对中央政府科学分析全年国家经济形势造成了人为的干扰。
中国国内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较早前报道，2004年7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全国GDP增长率为9.7％。然而上半年，从表面资料看，全国30省市区（西藏自治区、台湾省资料没有获得）GDP增长率简单算术平均达12.7％，其中海南最低为 10.3％，内蒙古最高达18.7％。地方和中央两者的统计资料明显偏差。
事实上，这些不实数据对中央政府科学分析国家全年经济形势、考察地方官员政绩都造成了人为的干扰，地方的GDP浮夸风更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弄虚作假之风，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1958年时，中国国内曾发生过一次全面性的统计数字竞相造假，造成极严重的大饥荒灾难，数以千万计的百姓死亡。事后中国当局曾为此痛加检讨，并因此而优先制颁了统计法，1996年，当局更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将该法加以修订。现在事实证明，该法的权威并未确立，“统计”仍被儿戏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统计数字，有“水分”是必然的。
《人民日报》1998年2月26日第4版文《更准，更快，更全：调正统计“晴雨表”》公开批评政府人员统计作业“弄虚作假，不容轻视”。
《了望新闻周刊》1998年4月13日出版的一期也曾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同监察部、法制局（现已改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联合举行一次“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以求明悉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结果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0,000多起，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占56.7%；拒报、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占18.4%；其它统计违法行为占24.9%。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发言人表示，这60,000多起算是比较轻的，另外主案查处了15,000多件情节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当事人要受行政或刑事处分。
该报道引述被征调参加检查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强说，统计中虚报、瞒报、造假的现象，在县、乡、村三级是普遍的，很多地方的统计数字是糊涂帐，基层单位一般都有两本帐，一本对上，一本自己用。报统计数字不是根据事实，而是看对本身有无利益：如果事涉利润、税收，就尽量瞒报、少报；如果多报能获表扬，就多报。整个情况是“村骗乡，乡编县，一级一级往上骗！”。
北京高层也明白，统计数字普遍造假的根由，在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政风，即当官的只要向上报出好看的数字，就会被提拔重用。有的地方把“完成或超额完成经济工作任务”当做升官的唯一条件，因而当事人便以虚报统计数字的手段，来达到升官目的。。
中国前任国家总理朱镕基就曾公开批评地方的统计资料水份多。就在两年前，地方公布的资料与中央发布的资料间明显的落差就让中国政府无比尴尬，更成为国际间的一大笑话。
国内媒体《北京青年报》曾有报道，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1年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其GDP增速也高于全国GDP增速。具体差异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年全国GDP为95933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7.3%；而全国各地区GDP之和为106766亿元，其中增速只有4个省份在8.4%以下，其余均在9%以上。
地方与中央两者间不一致的GDP资料不仅对中央政府科学分析国家全年经济工作造成了干扰，对于中央考察地方官员也不无影响。
有意见就指，在中国，GDP一直是中央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的一大指标。正是由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组织考核和升迁与ＧＤＰ密切相关，也造成了对地方官员对ＧＤＰ数位的强烈追逐，并为此不惜捏造资料，这就是为什么地方GDP统计数值永远高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的原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日前就此表示，目前统计存在的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一些干部利用虚假统计资料编造政绩升迁，必须引起重视。
各地统计出来的数位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位偏差如此之大成为外界质疑统计数位的一个重要口实，也大大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肃查各地统计工作已是不容回避。
事实上，GDP统计资料不一致已经引起了中国国务院高层的关注。针对各地的GDP浮夸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