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本人心里何尝不是对赵先生也怀着几分敬意。且不说赵先生主政以来的诸多改革措施颇得民心，就单说在“六.四”事件中，为了反对军事镇压，宁愿失去万乘之尊，在那个狭窄的小胡同里屈辱地过着15年囚禁生活，而表示至死决不检讨，这要和那种为了乞求一碗电子部副部长的“噘来之食”，竟至于痛哭流涕的软骨头比起来，当然令人肃然起敬。
不过要是以为八九学潮和后来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民运由赵总书记一手处理就万事大吉皆大欢喜，那可就未免过于天真了。赵先生为万千民运人士敬仰的就是他的那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确实，如由赵先生主导处理，相信当不至于动用坦克机关枪，以至血洗京华，但民运诸公是否就可以逃过一劫，民主是否就可步入坦途，窃以为未必。
这里最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对运动的定性。是的，我们知道赵先生在软禁中外泻出来的仅有的几次谈话中都表示他反对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4月24日邓小平在常委会上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后，赵在朝鲜复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当前动乱所作出的决策。”这样关乎国家历史走向，亿万人民生存权利，并直接涉及万千运动参加者命运的重要表态，岂可一个“韬晦”，“违心”，“不得不”所了得？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即使在被囚禁了多年之后，据说又经过了沉重的反思，赵紫阳依然否认这是一场反对腐败，要求改革的民主运动，仍然认为：“上街的学生有二部分人：绝大部分就是上面说的那种情况（指为胡耀邦鸣不平－－笔者注），一部分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借题发挥，闯一闹（似为“闹一闹”之误－－笔者注）。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据杨继绳着“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转引自“前哨”）切不要小视了这里的“确有少数人”。共产党历来造成万劫不复的历史悲剧，所针对的都是这个“少数人”。毛泽东的口头禅就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叫打倒一小撮。焉知我们的赵总书记会如何处置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少数人”呢？
赵总书记说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但民主的轨道在哪里，法制的轨道又意味着什么，却又都语焉未详。至今鲍彤也好，张良也好，都没告诉我们他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案。
我们不能代圣贤言，但从赵总书记对运动的定性看，他必认定学生中至少有一小部分是敌对分子，再加上他一再声称的要“依法处理”“打，砸，抢，烧，冲”，我们要预知其结果还很困难吗？想必王丹乌尔开希们将不会遭遇坦克，但是这和面对囚车会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吗？当然了，开花弹和手铐毕竟不一样，一个太热，一个太凉。能够肯定的是，那些走“赵紫阳的路”的人们当不会进秦城宾馆去享福，也不必偷渡海外去留洋。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赵紫阳和李鹏的分歧，仅止于“四.二六”社论和出动军队两件事。他主张“从四.二六社论退回来”和反对动用军队当然是积极的和难能可贵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和李鹏的这种分歧只是手法与策略的不同，一个主张“剿”，一个主张“抚”，如此而已。从根本上说，他们作为专制政权的代表人物都处于运动的对立面，这没有什么区别。其程度有所差异，性质没有不同。他多次谈到他反对“四.二六”社论是因为它“激怒了学生”“把中间状态的学生也赶到激进派里”，反对流血是怕“对党的形象影响太大了”。他在任何场合，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里，都没有表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像万里说的那样），学生的要求是可以接受的。有人说他同情支持了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情可能有一点，支持不知从何说起。至于多年来有人抱怨学生们的过激行动暴露了党内的改革派，使好端端的民主改革大业中途夭折，近来又有人说“六.四”使赵紫阳没法韬晦到老人们过世，不得不公开与邓小平决裂，才造成了今天的悲剧。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六.四”的主要诉求是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这不仅不为邓小平所容，不为李鹏所容，也为赵紫阳所不容。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赵紫阳的政治改革。一些赵紫阳的近臣和智囊，纷纷著书立说，把“十三大”前后赵紫阳政改的动作渲染成似乎中国的民主政治已功在垂成了。可是他们翻过来掉过去所讲的不过就是政企分开，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改造党的领导，松绑，透明化之类。这和学生们要求的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完全是鸭对鸡讲。提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既然是党政分开，如果提出把所有党务机构的人员从国家干部系列里剔除，把共产党的开支从国家预算里删掉的ㄒ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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