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也很“革命化”。父亲在整风中成了叛徒，以后历次运动都要“涮涮羊肉”。前不久，他的单位因“阶级”斗争，一伙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他也被捎带了进去。作为惊弓之鸟，他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家里家外，出口就是革命大道理，有时甚至说古论今，滔滔不绝。从他那我认识到毛主席是多么英明伟大，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日寇铁蹄下的中国人民；从他那我也感受到地主阶级是何等罪恶滔天，叛变革命是多么令人惭愧，追悔莫及。父亲订了日报、晚报，让我这个刚开蒙的小学生每日读报，接受革命教育。那时，全家接受洗脑，立志自觉革命，应了《九评》那句话：“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
这种洗脑是“立竿见影”的。父亲但凡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几句话过来，就表白自己是叛徒，颇有在下不是隐藏的反革命，是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愿意改过自新之人的意味。那时，成份不好的人都尽量讳言自己的身份，可是父亲暴露了身份。恶事传千里。满街邻居都知道我是个地主、叛徒子孙。凡我一出家门，众目睽睽，嘲弄笑骂，拳打脚踢，我真是上天无路、钻地无缝，天地竟不容我一稚童！每当眼泪汪汪回到家里，本想诉说冤屈，定遭父母一顿革命大道理的抢白；父亲有时大嚷：“你在外边惹了祸，回来我也得教训你！”随之一顿“无产阶级专政”。几次之后，凡遇不快之事，自己向隅而泣，含泪立志，长大一定要当董存瑞、黄继光，为毛主席赴汤蹈火。－－绝不做叛徒！－－以雪今日过街老鼠之耻。
当时我住的大院并没有什么人与人的正常交往，尽管逢年过节，我父亲都要买些礼物送给那些根正苗红的孩子，可是有些人家见面仍没有好气，大约是要用“正气”压住我们的“邪气”。记得院里一个资本家的儿子骂了一个老工人的儿子，老工人大发工人阶级之“吼”，在院里前后走着骂了一个时辰。我等缩在屋里，真感到了“地球也要抖三抖”。
这年夏末的一天，我左臂裹着夹板，用布带悬吊着臂（两个月前我摔折了左臂），和几个孩子与刘叔叔闲聊。这位刘叔叔喜欢帮同事修理自行车，颇有“对同志象春天一样温暖”的精神。但是，那天我可尝到了“冬天”的滋味。不知我哪句话冒失了，只见他眼睛一瞪，朝我骼膊上的夹板飞起一脚。立时，我疼痛倒地，几乎失去了知觉。待我清醒过来，已不见他的人影，只听他在屋里骂骂咧咧的。说实话，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挨打受骂，脑子又天天“受洗”，所以每次受欺凌，我都是想： “一定是我说了什么反动的话。”当时疼痛钻心，虽然我实在想不起来我说了什么，但是肯定是我有罪吧。
以后几天，我也没跟家里提起此事。一个八岁孩子，骼膊时痛时麻，咬牙忍着，孤弱无助，惟自艾自怨。告诉父母？大约又是兜头一通革命说教训斥。那时，对我这个叛徒家庭而言天经地义的亲情早已在中共暴政下扭曲得面目全非了。
再几天，我只有用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来支撑自己，可是我的手因血液循环障碍，已肿胀得脱皮了。我母亲这才发现大事不妙，领我去了医院。大夫说，愈合部位又骨折了，如果再晚点来，骼膊可能要锯掉的。
正如俗语所言“打掉牙往肚里咽，折了骼膊往袖子里掖”。天凉了，我也把裹着夹板的骼膊掖在袖子里。我母亲自己掏钱付了医药费，至于怎样做的手术，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只是后来左臂留下大片疤痕，象是开过刀吧。
再见到身强力壮的刘叔叔，我家人对他仍是恭敬有加。而我父亲始终也不知道这件事。
转眼，中国进入了文革岁月，最高指示满天飞，其中就有“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坏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从而暴力事件随处可见。这位刘叔叔是个“好人”无疑。因为我曾见他意气昂扬地举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面，后来又成了“领导一切”的“工宣队”成员。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几十年历尽严霜酷雪，九死一生。当时令我痛苦钻心的骨折事件，不过是我记忆中“压箱底”的一页了，根本没有刻骨铭心。虽然疤痕日日伴我，但我从未反思过这件事的原委。我早已麻木不仁，冷面冷心了。
来到北美操劳生计之中还是逐渐感受到这里的人权人道精神，近来亦闻这里对少年儿童的保护犹如对艳丽鲜花，纵是父母也不能随意动一指头。鬼使神差，几十年前骨折这一幕回到我的记忆中，最近又逢《九评》号角吹响，使我再也麻木不下去了，再也不能自作“矜持”了。
我过去的遭遇不过是一个共产暴政下的缩影。毛泽东当年为公产暴政建立了一个总纲：绝不施仁政。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整个社会泛滥着“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犯罪”的邪恶瘴气。毛亲手树立的典型雷锋，即是一个“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敌人像冬天一样寒冷”的怪物。通过共产洗脑，“人变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凶残”（《九评》）而共产暴政的方式素来强调“稳准狠”、“快重严”。已变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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