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农民只要生存陷于绝境，就会揭竿而起。中国历朝都有农民暴乱，比如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中共成分主要是农民，中共党史对之并不隐讳。作为农民个人，其参加共产党革命与参加农民起义差不多。求生和土地是他们的最简单也是最本质的要求。当活路断绝，他们就会加入造反。而革命时期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也为贫苦农民拥护；再共产党在其占据地域可以强迫农民顺从，在暴力胁迫下，农民无法抵抗。至于中国农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神话。总之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比较容易理解。但困惑的是为什么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会卷入其中，而且正是他们创立和成就了中国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没有他们中国共产主义或许只能重复太平天国。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一向是中庸持正，崇理尚实，士是正统秩序的监护，何以２０世纪他们如此盲目，偏执极端，参与拥护集体革命和暴力？韦君宜的《思痛录》，最痛之在不是她所遭受的磨难，而是她满怀理想和牺牲精神救国救民，但到头其一生所信仰奉献乃是虚幻和灾难。
需要承认，上个世纪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中共是为救国救民。国家陷于灾难，读书人有此之志乃为当然，是高尚之品德，文明之蕴育，即使是今天也需珍惜和尊重。忽视这点有失公正，也是对历史的虚无。但希望救国救民，并不就是救国救民。以后中共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当初他们绝不会想到，早知如此他们断不会这样选择。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毕竟是踏上了此路，由救国救民走到文革。以程贤策为例，４８年他“是武汉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却在这一年转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相熟后他告诉我，他所以转系就是因为他认为当时不是科学救国的时机，他研究历史，希望能从祖国的过去看到祖国的未来。”（乐黛云《啊！延安……》）他的理想无容置疑，且做出了相当的牺牲，需要勇气，但经过内战、土改、反右、跃进、文革，“后来，我被告知我心中的那个欢快、明朗，爱理想、爱未来的程贤策就在
我买酱油遇见他的第二天，一手拿着那瓶烈酒，一手拿着一瓶敌敌畏，边走边喝，走向香山的密林深处，直到生命的结束。”（同上）他的自杀是生命的抗议，也是对其一生道路的否定。他无法重新选择，也无法洗刷他的羞辱，他以死抹去他的历史和记忆，也抹去那些残酷和不公。
程贤策没有留下他最后的文字，似乎他无须讲述，他已弃绝了这一切。但这对活者是很大损失，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他死前那确切的思考和心境，无法将之留给今天和以后，而中国也还依然未理清那些困惑。我们纪念他，也由此想一想前辈们走过的道路。他们的不幸是近代中国民族不幸历史的一部分。当然，我没有更多的有关程贤策先生的资料，只能就一般意义，回思一下那些满腔热血投向延安的知识青年。乐黛云先生《啊！延安……》的标题颇有寓意，其包括对当时热血激情的回忆，包括她的怅恨悔疚，包括她的谴责和愤怒，也包括那些美好理想的毁灭。她说“这里有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我们的回忆，也有无数我们对生活、对苍天的疑问。这一切，连同那一曲迎风高歌的‘啊！延安……’都将化为烟尘，随风飘散，再无踪影，只有那黑水洋上翻滚的波涛和那无垠星空中一轮皎洁的明月将永远存留在我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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