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何以投延安 (2)

2005-01-17 02:27 作者: 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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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倡导“科学”与“民主”,而程恰是出于救国救民弃科学,而转历史,而投奔延安;其走了和“科学”与“民主”完全相反的道路;而也就是由此他走向了屈辱和灭亡。当然,中国那些没有参加共产党,而选择科学和自由的人也并不幸运,如果他们没离开故土,大致也经历了相近的不幸。可以说这近乎近代中国的道路。但是为什么救国救民就要弃科学,而转历史呢?为什么由历史又投身政治呢?为什么投身政治,而又是共产党呢?

  救国肯定需要科学,但是科学却不一定能救国。科学是求客观真理,非关社会也不及人文。其可以有用,可以没用,可以谋福,也可以造祸,这要看社会的机制,怎么使用它。就中国当时的混乱落后,科学不要说救国,能在种种缝隙中保存下去即不易。何况科学是长久之事。就中国之状,以救国之志学科学,大致走不下去,除非是爱科学而不管其它。程弃理改文可以理解。但又为什么弃学问而从政治呢?陈独秀办《新青年》同人相约“不批评时政”,胡适讲“20年不谈政治”。但他们还是卷入了政治旋涡。陈辩解:“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答顾克刚”《新青年》3卷5号)蔡元陪、胡适、丁文江等16名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包括李大钊)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声明,“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种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者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的优良份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好人袖手看着国家分裂,看着讨阀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言衷意切,痛心疾首。话至此,实是文明已经崩溃,国家社会有名无实。因此政治之外的“好人”们不得不出来承担责任,解救危难。但这和胡适个人自由的主张并不太一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个人自由”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启蒙”和“救亡”就成了矛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卷入政治的原因。不是他们好事,是社会没有了秩序,何尝能有分工和个人保障?

  但要说明,忧国忧民程贤策同于学者们,但其参与政治的方式甚不相同。自由学者们的参政是要求宪政,南北议和,而程是投身暴力革命;学者们不失个人立场、观念,参与而有限度;而程则以个人献身于党派。程是“好人”,欲救国救民,但“良”要以“知”为根据。不在程弃科学从政治,而错在其对政治的盲目。政治是现实之事,革命更是残酷之事,容不得天真和幻想。而程投身共产党,却并不“知”共产党。其不是将之作为政党,由现实政治进行审视思考,而是把“党”作为真理和信仰,当做新生活新世界之寄托,实际这是迷信和神话。上个世纪中国读书青年对共产党的误差在此。在历史剧烈混乱中,青年很难对政治分辨得清楚,难能有成熟的思考,但是人对分辨不清的事情,要保持缄默和距离,除非理智考虑成熟。政治只能是政治,要保持对它的充分理性和现实感,避免对之夸张,更不可浪漫化和神化,不可凭激情和时尚冲入其中。这该是我们由前人汲取的教训。

  中国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中共是抗战之后。韦君宜反省说:“为什么当共产党的?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而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都要反对日本,但是没有反对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结束。报纸上公然只许说敦睦邦交,不许说抗日。有什么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韦君宜这里说了两个当共产党的理由,一是国民党不抗日,再是左倾的影响。韦君宜说得诚恳。但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不抗日,这是当时的舆论,却不是事实。史家一般引用资料:抗战八年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是13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是60万。双方都有抗日,但国民党更主要,而共产党倒是把更多的注意放于发展自己的力量,1936年中共到延安只有3万人,45年发展至120万军队,管辖人口1亿以上。但是为什么当时会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不抗日的舆论呢?这里有左倾思想的影响,比如七君子,有共产党从中利用;比如“左联”,一□二九学运。但更根本的原因则国家连连失败,领土丢失,军队退却,而社会腐败,军阀腐败,统治者内讧,其给国民带来普遍的绝望和愤怒。对之国民党政府负有重要责任,人们对之谴责发泄怨愤在所难免。但是中国之失败,原因并不只在政府,而在整个民族。胡适沉痛地写道:“深刻反省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不中用”,“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没有科学,没有工业”,“贫穷到这样地步,鸦片白面害到这样地步,贪污到这样地步,人民愚昧到认为最高官吏至今只要念经诵咒就可以救国的地步,这个国家是不能自存于这个现代世界的。”(“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41号)

  因此韦君宜所指国民党不抗日,有青年人的偏狭,但其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愤慨则是当时民众普遍之情。韦君宜说“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思痛录》)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国民党不公正,国家落后,政治、军队腐败,政府无法有效抵抗,只能退却议和,以图将来。韦君宜这些青年投向共产党,实际是对中国社会的绝望。不在共产党是否真的抗日,做了什么,但是它提出了“新的理想和希望”,而且有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牺牲。至于什么是共产党、这些“新的理想和希望”的真实意义,他们在绝望中顾不得去考虑。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时尚对他们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韦君宜说:“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真正震动全国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学联活动,七君子的被捕,连宋庆龄都出面支持,自愿坐牢。最后来了个‘西安事变’,这才使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思痛录》)时尚带领青年,这在任何社会都一样。

  但是,时尚的产生和接受有社会及人们的心理根源。刘宾雁先生记叙他投向共产党:“其实这几个少年,追求的首先也是个人自由,那么何以未走向自由主义,却宁愿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呢?就我个人而言,渴望自由、使个人得到发展,最大的障碍首先是那种社会秩序。父亲失业,我连小学都上不起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时常目送马车队满载冻饿而死的僵尸,缓缓驶过闹市,也不会无动于衷。那么不搞革命,以渐进方式改变社会有何不可呢?看不见这种可能。哈尔滨满目繁华,遍地是酒馆、赌场、大烟馆和妓院,你简直看不出有一个国家占领了那个城市。”(“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作为一个青春少年,在此种境况下,他会怎么样呢?忍耐等待,或清醒地理性思考?读书人,也同样是血肉之躯,绝境中也同样会和农民一样走向生命冒险。程贤策、韦君宜出身于有产家庭,他们有选择个人自由的条件,他们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放弃了。但中共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中下层读书青年,除救国救民之外,他们还有一层更直接的求生存谋出路的要求。1936年前,参加中共的知识分子并不多,有了西安事变,中共合法化,势力扩张,根据地扩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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