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门徒，赵帮助了中国经济繁荣的起步。但在他建议与在天安门广场的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妥协后，他被解职，被指控“分裂党党”，并被强制幽禁在家。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中国政治专家利伯瑟尔（Kenneth Lieberthal）说：“这对政府当然是件微妙的事。他们会想表示出尊敬，又不想太过隆重。”
为了迅速地驱散非官方的悼念活动，在赵去世后几小时内，政府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赵府四周增加了警卫。大批武警在中国政治中心的象征天安门广场巡逻，还有两巴士车增援部队在候命。
在中共领导人准备追悼他之际，他们肯定在心里把此事和1989年相比。当时，公众哀悼赵的前任党领袖胡耀邦导致了天安门抗议活动，赵本人在那场学生运动后，也被挤出权力中心。
但自赵从政坛消失后，中国在这些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析家们认为也许不会重蹈覆辙。今天的学生在赵的时代还是儿童，他们专心于谋求发迹，远不如当年的学生有政治活力。中国只剩少数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余的不是已被关进监狱就是已被驱逐出境。
经济提升，八十年代末期抗议者诅咒的通货膨胀看上去已得到控制。社会活动家仍在要求政府推翻1989年抗议是反革命暴乱的判决。
许多中国人将会留意追悼会悼词和国家新闻报导中赵和其他已故共产主义者的细微差别，以及谁出席他的追悼会。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政治学教授鲍姆（Richard Baum）说，“我想领导们会小心地列队出席。”
太多的赞誉会鼓励更多的人要求“推翻结论”，但太少了会激怒众人，起反作用，导致类似胡死后的情形。
鲍姆说，“我猜他们会赞扬他在八十年代经济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而对1989年的事避而不谈。”
胡锦涛总理和他的最高领导成员到目前为止拒绝政改要求，显示出决心粉碎任何威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苗头。
尽管如此，有人相信领导层在向政治改革缓慢前进。霍普金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中国研究教授拉普顿（David Lampton）说，“党内有要求改革的慢鼓。我指望5到10年内能看到变化。”“赵确实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有政改的远见，只是他太超越他的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