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5-01-26 14:32:00作者：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我们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人民群众。”但中共坚称六四学生运动为“反革命暴乱”，似乎正是“顶风作案”。目前，从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的情况来看，下一场“反革命暴乱”很可能就是农民革命。
外国专家、中国学者，甚至中国的线民都向亚洲时报表示，第四代领导人不愿回到毛泽东的“共同贫穷”体制，再接受当年的外交路线。
多数人希望能推翻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当然，这种想法在中共阵营里鲜有应者。北京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充满了不稳定因素。”这其中，农民问题更是不可避免。
《中国农民调查》， 农民的血泪史到底中国农民的力量有多大，先看看农民受到的压迫和剥削吧。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合着的《中国农民调查》写的就是农民的血泪。
为了写这本书，作者历时三载，耗尽所有积蓄，跑遍了安徽50多个乡镇深入调查，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该书依据大量第一手材料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由此引出了一个让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
陈桂棣于1943年在安徽出生；吴春桃于1963年在湖南出生。夫妇二人均为合肥市文联专职作家，陈桂棣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们都出自农民家庭，在农村度过了童年后，才去了城市。他们再回农村的感受，正如他们在序言中写道“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沈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时，陈桂棣强调世界有40%的农民在中国，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还是个世界性问题。陈吴二人已经积累了足以再发表3本书的资料，已开始写一篇关于为农民在法庭上奋斗的书。
叙述农民被剥削的血泪故事的《中国农民调查》2003年年底在中国的《当代》杂志刊出后立即造成轰动。去年1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并推出单行本，一个月内就卖出了十五万本。虽然“两会”期间，该书被查禁，不过海盗版流通市面就有七百万册，连网络上也很容易找到全文。这本厚460页的书甚至仍摆在书店不起眼的角落里，公然出售。10月，《中国农民调查》获得尤里西斯报导文学奖。
去年的人大会议上，胡-温政府强调不再片面追求国家的GDP增长，而是关注百姓和环境为主的发展策略。其中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受到广泛关注，但关键依然是反腐。
当《中国农民调查》被禁后，陈吴夫妇二人一夜之间从深入调查农民问题的功臣变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城市里更是流传着这种说法：“想去安徽采访陈桂棣，而不被中国公安发现，是不可能的。他已经被禁止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也没有人敢冒着被公安逮捕的危险替外国媒体采访他。”
陈吴只不过是改革派，坚信党需要改革，而非所谓的“分裂分子”；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区别。虽然他们竭力把问题推给地方官员们，而赞美中央政府，但 “中国农民调查”仍揭示了不少社会体制的不平等：比如，农民年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但是他们所缴的税却是城市居民的3倍，还包括说不出名目的地方税。因为贫穷，不少农民一日开销不到2元。
书中披露的几起重大涉农案件，甚至惊动中央。一位农民举报村官贪污，而且事实确凿；但蹲监狱的却是这位农民，罪名是“扰乱社会安定”。腐败是中国社会的肿瘤，也是《中国农民调查》的重点话题。书中还有一个章节，详细描述了村官们如何在数字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因为写《中国农民调查》，陈吴二人被送上了法庭。书中第四章中提到的安徽临泉县县委书记张西德控告他们“诽谤”，诉状送到了阜阳人民法院，法官是张西德的儿子。陈桂棣问道： “我们能期望法庭公平吗？”，其律师要求换地另审，以示公允，但遭法院拒绝。庭审在八月底进行，被告提出的14份证明档中有13份被法官拒绝，检察官对作证的农民大声吼叫，直到他们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张西德说，“农民调查”这本书很危险，它唆使农民对抗官员。”陈吴二人应该明白，这只不过是中共的变相迫害。
12月底，陈吴夫妇的律师浦志强向安徽省阜阳法院递交申请，要求法院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及时裁决已经违规，超过审理期限的名誉侵权案。耐人寻味的是，国内的大小媒体一致“失声”，没有报导。新闻自由和反诽谤罪都是中国宪法的内容，执法者们决不会认同新闻自由，更不用说像这种为公众利益而起诉中共干部的案件。
城市居民对此相当支持。他们认为，该案会表明法律一方面可以是政党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可成为公民监督政府官员、维护个人利益的利器。温家宝希望在中国建立类似新加坡的新独裁制度。新加坡早在60年代就可以说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制，但其政府的廉洁程度，世界闻名。
中国的独裁主义有改革的余地吗？一位北京学者称，中共领导在此问题上也很矛盾。他们一方面认为，在一个充满不稳定因素的社会，法院应该是中立的，并得到所有人尊重。法院应该在反腐和加强中共执政能力上扮演主要角色。但他们又担心，推崇法治精神将对其独裁统治造成威胁。
中国2020年的GDP将是2000年的4倍，这是第四代领导人迈向“小康社会“”的口号。但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所倡导的“消灭贫穷，保护环境，远离战争，为所有国民创造机会”等理念，大家都心存疑虑。
城市里的农民工，国内暴动的潜流为了发展集体化农业，中国政府在1958年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而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旧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不利于城市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胡-温政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曾起草《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并获国务院批准，但是实施进程缓慢。这份新档允许农民流向城市，前提是他们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
中国的两极分化比印度还要严重。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指出，除了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国家外，中国是最糟糕的。中国的农民问题在酝酿着一场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社科院的学者估计，改革开放使2.7亿国民成功脱贫，但与13亿人口相比，这只是很小一部分。4亿城市居民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而9亿农民仍在贫穷中挣扎；无论中国经济如何令人惊叹，也很难让这9亿农民获益。
所以，城市所面临的威胁不是外来恐怖分子，而是多达2亿的农民工。另有报告显示，农村的富余劳力已达4.5亿，每年有2,600万流向城市务工。
在人群中，农民工很好辨认：他们常常穿着蓝色或棕色的工衣，而且还有斑斑泥迹。由于长年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比较瘦小，甚至因此招致歧视。他们是中国经济奇迹中最默默无闻的创造者。不少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甚至已超过常住人口。
在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工棚拥挤过牢房。技术熟练的，一天70元劳动12小时（半小时休息）；新手只有30元。每隔两个月，他们还得去当地政府办理暂住证。上海有300万农民工，每周有一栋大楼封顶。加上农民工，上海总人口已达2000万。在北京，农民工冒着冬日的严寒，辛勤地劳作。到了短莸男菹⑹奔洌
外国专家、中国学者，甚至中国的线民都向亚洲时报表示，第四代领导人不愿回到毛泽东的“共同贫穷”体制，再接受当年的外交路线。
多数人希望能推翻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当然，这种想法在中共阵营里鲜有应者。北京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充满了不稳定因素。”这其中，农民问题更是不可避免。
《中国农民调查》， 农民的血泪史到底中国农民的力量有多大，先看看农民受到的压迫和剥削吧。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合着的《中国农民调查》写的就是农民的血泪。
为了写这本书，作者历时三载，耗尽所有积蓄，跑遍了安徽50多个乡镇深入调查，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该书依据大量第一手材料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由此引出了一个让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
陈桂棣于1943年在安徽出生；吴春桃于1963年在湖南出生。夫妇二人均为合肥市文联专职作家，陈桂棣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们都出自农民家庭，在农村度过了童年后，才去了城市。他们再回农村的感受，正如他们在序言中写道“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沈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时，陈桂棣强调世界有40%的农民在中国，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还是个世界性问题。陈吴二人已经积累了足以再发表3本书的资料，已开始写一篇关于为农民在法庭上奋斗的书。
叙述农民被剥削的血泪故事的《中国农民调查》2003年年底在中国的《当代》杂志刊出后立即造成轰动。去年1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并推出单行本，一个月内就卖出了十五万本。虽然“两会”期间，该书被查禁，不过海盗版流通市面就有七百万册，连网络上也很容易找到全文。这本厚460页的书甚至仍摆在书店不起眼的角落里，公然出售。10月，《中国农民调查》获得尤里西斯报导文学奖。
去年的人大会议上，胡-温政府强调不再片面追求国家的GDP增长，而是关注百姓和环境为主的发展策略。其中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受到广泛关注，但关键依然是反腐。
当《中国农民调查》被禁后，陈吴夫妇二人一夜之间从深入调查农民问题的功臣变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城市里更是流传着这种说法：“想去安徽采访陈桂棣，而不被中国公安发现，是不可能的。他已经被禁止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也没有人敢冒着被公安逮捕的危险替外国媒体采访他。”
陈吴只不过是改革派，坚信党需要改革，而非所谓的“分裂分子”；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区别。虽然他们竭力把问题推给地方官员们，而赞美中央政府，但 “中国农民调查”仍揭示了不少社会体制的不平等：比如，农民年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但是他们所缴的税却是城市居民的3倍，还包括说不出名目的地方税。因为贫穷，不少农民一日开销不到2元。
书中披露的几起重大涉农案件，甚至惊动中央。一位农民举报村官贪污，而且事实确凿；但蹲监狱的却是这位农民，罪名是“扰乱社会安定”。腐败是中国社会的肿瘤，也是《中国农民调查》的重点话题。书中还有一个章节，详细描述了村官们如何在数字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因为写《中国农民调查》，陈吴二人被送上了法庭。书中第四章中提到的安徽临泉县县委书记张西德控告他们“诽谤”，诉状送到了阜阳人民法院，法官是张西德的儿子。陈桂棣问道： “我们能期望法庭公平吗？”，其律师要求换地另审，以示公允，但遭法院拒绝。庭审在八月底进行，被告提出的14份证明档中有13份被法官拒绝，检察官对作证的农民大声吼叫，直到他们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张西德说，“农民调查”这本书很危险，它唆使农民对抗官员。”陈吴二人应该明白，这只不过是中共的变相迫害。
12月底，陈吴夫妇的律师浦志强向安徽省阜阳法院递交申请，要求法院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及时裁决已经违规，超过审理期限的名誉侵权案。耐人寻味的是，国内的大小媒体一致“失声”，没有报导。新闻自由和反诽谤罪都是中国宪法的内容，执法者们决不会认同新闻自由，更不用说像这种为公众利益而起诉中共干部的案件。
城市居民对此相当支持。他们认为，该案会表明法律一方面可以是政党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可成为公民监督政府官员、维护个人利益的利器。温家宝希望在中国建立类似新加坡的新独裁制度。新加坡早在60年代就可以说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制，但其政府的廉洁程度，世界闻名。
中国的独裁主义有改革的余地吗？一位北京学者称，中共领导在此问题上也很矛盾。他们一方面认为，在一个充满不稳定因素的社会，法院应该是中立的，并得到所有人尊重。法院应该在反腐和加强中共执政能力上扮演主要角色。但他们又担心，推崇法治精神将对其独裁统治造成威胁。
中国2020年的GDP将是2000年的4倍，这是第四代领导人迈向“小康社会“”的口号。但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所倡导的“消灭贫穷，保护环境，远离战争，为所有国民创造机会”等理念，大家都心存疑虑。
城市里的农民工，国内暴动的潜流为了发展集体化农业，中国政府在1958年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而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旧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不利于城市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胡-温政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曾起草《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并获国务院批准，但是实施进程缓慢。这份新档允许农民流向城市，前提是他们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
中国的两极分化比印度还要严重。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指出，除了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国家外，中国是最糟糕的。中国的农民问题在酝酿着一场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社科院的学者估计，改革开放使2.7亿国民成功脱贫，但与13亿人口相比，这只是很小一部分。4亿城市居民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而9亿农民仍在贫穷中挣扎；无论中国经济如何令人惊叹，也很难让这9亿农民获益。
所以，城市所面临的威胁不是外来恐怖分子，而是多达2亿的农民工。另有报告显示，农村的富余劳力已达4.5亿，每年有2,600万流向城市务工。
在人群中，农民工很好辨认：他们常常穿着蓝色或棕色的工衣，而且还有斑斑泥迹。由于长年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比较瘦小，甚至因此招致歧视。他们是中国经济奇迹中最默默无闻的创造者。不少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甚至已超过常住人口。
在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工棚拥挤过牢房。技术熟练的，一天70元劳动12小时（半小时休息）；新手只有30元。每隔两个月，他们还得去当地政府办理暂住证。上海有300万农民工，每周有一栋大楼封顶。加上农民工，上海总人口已达2000万。在北京，农民工冒着冬日的严寒，辛勤地劳作。到了短莸男菹⑹奔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