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虔诚的人道主义者，始终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位置。他的杂文《中国的人命》，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有感于不断重演的生命悲剧，陶行知喟然长叹：“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生命之巨量耗费，当然主要源于对生命的轻贱，主要源于爱的匮乏－－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徒弟没把师傅的夜壶倒干净，一烟袋打得脑袋花开。这些日常生活中多见的事例，足证生命之卑微。但陶行知又认为，其实国人并非轻贱所有的生命，并非完全没有爱。“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生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一方面是残忍的冷酷，一方面是伟大的慈爱。看似矛盾的两种人性，竟可以并存于国人身上。残忍的冷酷施于所谓“外人”，伟大的慈爱施于所谓“自己人”，可见国人并不是轻贱所有的生命，而是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根本没有生命权利普适性的概念；国人并不是没有爱，而是只有自私的爱，根本没有博爱的概念：“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换句话说，国人的人性观是一种有选择的人性观，它仅仅承认被选择的人的生命权利。如果不在选择范围内，就根本漠视其生命权利，根本视若草芥。选择的标准，则无非是一己利害，一己好恶；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国人的人性观是一种功利的人性观，它不是着眼于生命本身，而主要着眼于生命的外在价值，即社会属性。生命的社会属性压倒一切，生命本身无足轻重。这种情况下，生灵受荼受毒，人命如草如菅，是极正常的现象。对生命在中国的这种悲惨遭际，陶行知痛心疾首，而有如下一段振聋发聩的警言－－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在陶行知看来，生命的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在神圣的生命面前，没有任何世俗之物称得上高贵。任何世俗之物都应该匍匐在生命之光中。而中国恰好相反：物的价值，世俗的价值远远凌驾于生命之上。这样一种扭曲的价值体系，不仅是对生命的亵渎，不仅造成人的异化，而且直接导致了国家的积弱积贫。环顾世界就可以知道：生命至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