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7年到内蒙牧区插队，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在内蒙牧区整整生活了11年。在70年代初期，紫阳同志曾经在内蒙古工作。那个时候，我就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传闻。
那时候，自治区、盟、旗（县）的各级干部经常下乡调查和“蹲点”。一位来自呼和浩特的自治区机关的干部是一位紫阳同志的推崇者，曾经对我讲起过一些有关他的情况。据这位干部讲，当时内蒙党政第一把手是军队将领尤太忠，文化水平不高，但人很厚道，心胸宽阔，对赵完全放手，给予无保留的支持。尤、赵二人配合很好。在尤太忠的支持下，赵的许多改革措施得以实施，使内蒙古打“内人党”所造成的创伤得到较快修复，经济工作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文革前，在乌兰夫的领导下，内蒙牧区曾实行“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政策。在当时，这是一种符合牧业生产特点的方法。文化革命期间，“两定一奖”成为乌兰夫的一条重要罪状，曾经受到批判。类似1978年发生在安徽“小岗”村的故事，70年代初就曾在内蒙牧区发生过。一些基层干部自发地在牧区恢复了“两定一奖”的牧业生产管理方式，使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赵紫阳及时地支持了基层干部的尝试，并在整个内蒙牧区推广。同时，提出要保留自留地和自留畜。
我手边有一些70年代初期内蒙古自治区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明确肯定了“两定一奖”，明确规定要分给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在内的社员一定比例的自留地和自留畜。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1972年，赵紫阳已经注意到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注意到以经济手段调动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1972年9月24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当前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写到：
要认真执行现阶段党在牧区的各项经济政策，加强经营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为了有效地克服平均主义，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畜群管理上，可实行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制度和其他切实可行的方法。
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在牧区“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部队和农村社队，都不准任意到牧区开荒。已经开垦的，凡影响放牧，有引起沙化危险的，要坚决封闭。
牧区的粮食供应，继续执行对边境地区牧民“凭证不限量”、内地牧民“控量供应”的办法。但不要卡得过死，对个别吃粮困难的，要给予适当照顾。供应牧区的粮食品种，要尽量照顾牧民的生活习惯，多供应些炒米。
在这份文件中还提到，旗县以上单位发往基层的文件“必须用蒙文或蒙汉两种文字”，提到要办好蒙语授课的中小学，提到注意发挥“老艺人、民间歌手”的作用，提到重视蒙医作用和“提倡蒙医带徒弟”，
在1971年10月18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中写到：
牧区要坚持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的方针。畜牧业是牧区的主业，农、林业的发展必须为畜牧业服务。……牧区社员自留畜，每户可养羊十至十五只，最多不超过二十只。骑、挽和乳用大畜，由旗县根据当地实际需要规定。……自留畜已经收归集体的，要按规定数量退给；多余部分要作价分期偿还。下乡知识青年，城镇下放人口，新迁入户，凡是长期从事牧业生产劳动的，可以卖给与当地社员同等数量的自留畜。……大寨记工办法，搞得好的继续提高，搞得不好社员有意见，允许改用其他办法……有些工种、农活可以实行定额记工。
在这份文件中还提到，“坚决反对平调，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不得以任何方式随意增加脱产人员和补助工分”，提到“发展和办好社队企业”。
在网上搜索“两定一奖”，可以发现，“两定一奖”往往被与“包产到户”、“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等相提并论。由于畜牧业的生产特点，基本上是一户放牧一个畜群（牛群、羊群或马群），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两定一奖”基本上是“包产到户”。在1972年就以自治区党委文件的方式明确肯定这种生产方式，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设想，这之中，包含着赵紫阳的努力。翻看这些文件，很难想象这些是1971和1972年的政策规定。但白纸黑字，这些确实是事实。确实从那时起，就明确提出了“反对平均主义”，提出了“多劳多得”，肯定了“两定一奖”的政策，提出了“禁止开荒”和防止沙漠化。
从文件看，1971年就已经明确了保护社员自留畜的政策。今天，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哪一年分到了自留畜。我只记得，我最初分得的自留畜是一头带犊的母牛。到1977年秋天，我的自留牛总数已经达到了8头。那年秋天，公社砖瓦厂的老板找到我，提出用高于国家收购价的价格买我的两头带犊的、处于哺乳期的母牛，用于解决砖瓦厂工人的吃奶问题。为了今后利用母牛继续繁殖自己的自留畜，我没有卖。结果，在1977年冬天的大雪灾中，我所有的自留牛都死光，连牛皮都没有能够剥下来。当时，一张牛皮可以卖几十元钱，也是不小的一笔财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在经济方面的重大决策失误，印象深刻。
在网上搜索“两定一奖”，还可以见到本世纪以来一些从草原保护角度批评“两定一奖”政策的文字。例如，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刊载的《“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及其对策中日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中写到：
日本农林水产省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特别研究员双喜先生认为,导致“过度放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两定一奖”、“三定一奖”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鼓励头数政策”。（该杂志第114页）
时过境迁，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与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赵紫阳在内蒙工作时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了。那时，提高畜牧业产量是最重要的事情呀。在今天学者们从草原保护角度对“两定一奖”政策的批评中，也可以折射出这一政策在“鼓励头数”方面曾经发挥的作用。
紫阳同志在内蒙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与他在广东、四川和中央的工作时期相比，并不是他最有建树的时期。在内蒙，他也仅仅是多名“副书记”中的一名，据说还是最后一名。对于在这些合理政策的出台中他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也还有待历史学者们去挖掘。尽管如此，回忆自己内蒙插队生活中与紫阳有关的点点滴滴，翻看这些发黄的旧文件，心中仍不免升起对紫阳同志的敬仰之情。我毫不怀疑，终有一天，他的功绩会被公正地记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充满坎坷、曲折、遗憾的历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