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社会蓝皮书》由中国社科院这个官方智囊机构发表。据报导说，零点调查公司2004年 10月在对全国7个大中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行政村进行调查之后得出了上述结果。调查结果一披露，便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不少讨论，而海外的某些舆论则认为这是2004年中国“一号恶性强奸案”。
笔者曾经比较早地介入中国民调，深知样本取舍与调查成败之间的关联。根据这次调查公布的样本，我认为根据区区7个大中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行政村，特别是8个小行政村取样来下“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这种宏大结论，在技术层面上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问题的关键不在调查样本，而是对调查数据的解读以及得出“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这种结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首先假定零点调查公司得到的数据完全真实，但根据这些这些数据得出“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这个结论则荒诞不经。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一次访贫问苦路上遇到一个青年农民，当时他在进行田野调查。据在场的人员描述，这位农民用一根草绳扎着一件露出棉花的破棉袄，里面光着身子。万里问他：“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说：“吃饱肚子！”万里继续追问：“还有什么要求？”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肚皮说：“少装一点地瓜干！” 如果跟随万里先生一起采访的某位抽样调查员根据这位农民的直接引语写篇调查报告，先说中国农民首先关心的是“吃饱肚子”，其次关心的是“少装一点地瓜干”，然后据此说中国农民只关心“吃饱肚子”和“少装一点地瓜干”，我会认为调查员记录的事实部分象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一样精确，但他的引申结论却荒谬绝伦。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听过民乐的人都知道《扬鞭催马运粮忙》这首曲，它描写了农民交售公粮时的喜悦心情。据创作该曲的魏显忠介绍，他1969年去农村体验生活，从收割、脱谷、打场一直到送公粮，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丰收给农民带来的喜悦，亲眼目睹了他们为支援国家建设喜送公粮的热烈场面，于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创作了该曲。也许，在农村体验生活的魏显忠先生确实看到了农民喜送公粮的场面。但是，假定农民知道他们原本该买1元1斤的粮食被以半价的价格被迫卖给政府，农民还会“喜送公粮”吗？我们再听听原《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是如何描写1969年的中国农村吧：“1969年年刚到农村，看到当地那么贫困，问一位生产队长，怎样才能改变这种贫困的面貌？他回答：“只有一个办法：大包干！”
无论是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还是魏显忠的乐曲，都犯人了一个致命的方法论错误，忽略了宏大结论的宏大背景，以简单数据或逻辑代替经验。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先生曾经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我想在此借用和引申他的这句名言：考虑中国农民的幸福感，不在数据和逻辑，而在中国农民的生活历史和现实。我之所以在此地强调从“经验”视角看中国农民的“幸福感”问题，意在突出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中国农民过去，现在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 “幸福感”与城市居民的“幸感感”基本没有可比性。
美国社会的黑白歧视与中国社会的城乡歧视具有相当大的可比性。美国黑人在历史上受到的歧视到今天还是一个一碰就剧痛的伤口，我何时听到过美国黑人“幸福感”强过白人？中国的一些读书人不是去反思城乡隔离这个毒树上长出的罪恶果子，不去呼吁给农民采取“平权措施”，却开始得出“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这种让人眩晕的宏大结论，甚至还有人据此调查结论认为“我们的农民真好。”中国农民到底该感谢他们还是该诅咒他们呢？
1977年11月上旬，万里先生去拜访一个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先生问：“你家几口人？”“五口人，夫妻俩和三个孩子。”“他们哪里去了？“出去玩了。”“请你喊他们回来让我看看。”万里催促两遍。这位妇女面有难色，不愿意出门去找。在万里先生的再三催促下，她掀开了锅盖，只见锅膛坐着三位赤身裸体的孩子。（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三个孩子如何能够容纳下，但故事原文如此。）原来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在利用锅膛中的余热防寒。目睹这一幕的万里先生既没有发出“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憨厚”这样的感叹，更没有说出“我们的农民真好”这种“溢美”之词。据了解万里先生的人披露，当时他泪流满面，沉痛地说，“我们有何面目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