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一份关于孩子花销的报告引起了家长们的关注。
据媒体报道，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
该报道一出，引发一片质疑声，很显然，如此高的抚养成本是普通收入家庭、更不用说农村家庭，所望尘莫及的。
孩子们花了多少钱？
这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报告，出自上海社科院徐安琪研究员之手。记者获得的报告原文显示，此项调查是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抽样调查的样本均来自该区，总共调查了749户。
调查显示,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0～16岁孩子的直接经济总成本达到25万元左右(即0～16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之和)，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这个数字还未将亲朋好友、社会资助及学校免费等的5～6万元统计在内。
如加上孕产期的人均13000元支出，以及孩子从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这一数字将更为惊人。
在孩子的总经济成本中，教育成本仅低于饮食营养费，占子女费用的平均比重为21%。但是自子女读高中起，教育费用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超过饮食费用，这一比重在高中阶段为34%，大学阶段则为41%。而且学前教育的花费也显著高于义务教育阶段，幼插班的年学杂费人均为4600元，占子女总支出的比重为30%。有少数家庭还支出了高额的择校费与赞助费。
国内以往的同类调查从未涉及信息化时代的电脑、手机、上网等信息通讯费，本次调查发现，年均子女在这方面的费用自幼托班的317元到高中达到2500元。另外，父母为不同阶段孩子医疗、保健和保险所支付的人均年费用都在1000元以上。
家庭支出结构的不合理还反映在子女花费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均远高于父母。由于大多数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父母在子女身上的花费处于家庭支出的第一位。根据对被访者的估算，除了不在读的外，不同阶段孩子的费用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在39%到52%，其中初中阶段子女为46%，高中阶段的为51%，大学阶段的为52%。其中1/4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夫妻总收入的50%以上。
“尽管找不到其他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作为比较，但这个比例肯定是过高了”，徐安琪说，“把家庭总支出的百分之四五十都花在子女身上，这说明父母省吃俭用，在子女身上花了血本。”
教育成本增长加速
上海市于1997年成为全国人均GDP最早突破3000美元大关的地区，这意味着上海经济步入中等收入水平基础上的富裕生活的发展阶段，因此这份调查显然不能涵盖全国的状况。
但徐安琪说，“从上海市徐汇区孩子的经济成本结构看来，家庭支出结构有不少合理之处，也反映出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全国具备借鉴价值。”
纵观近二十年来针对0～16岁孩子经济成本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出一些深层的结构变化。
1986年北京城乡家庭对未成年人口的人均投资为10520元，城镇为21391元；其中从文化教育支出来看，城镇为3109元，占总投资的18.2%，农村为943元，占总投资的9.4%，远远低于食品投资费用城乡均为57%的高比重。
而1995年陕西咸阳农村地区0～16岁孩子的经济成本为3万元左右。
最常被引用的数据，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叶文振于1998年对厦门地区孩子的成本调查结果，此项调查抽样了1000户家庭，农村地区占20%左右。1996年厦门市0～16岁孩子的抚养费总计为122600.74元，其中食品费用占41.07%，居第二位的是孩子的教育费用为17573.21元，占总费用的14.67%。“调查结果很明显地表明，随着近年来教育收费制度的建立，孩子的教育成本，正在由国家负担转向家庭承担”，叶文振说。
家庭不可承受之重
在以上的调查中，孩子经济成本的构成都有一个相同的趋势，即食品费用所占比例大幅下降，增长最快的是教育支出。但是子女教育支出在家庭消费结构中占多大比例才算合理，则没有一定的说法。
“一般来说，占到15%到20%就差不多了”，叶文振认为。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道根等人在《上海实现人均GDP3000美元后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中认为，“上海由小康迈进富裕门槛期间家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增速与总消费比重，均远远高于其它国家与地区相同阶段的水平，呈现出较大偏差。”
“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这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培林在《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
文中进一步指出，全国城乡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近几年有较大幅度增加，其中增长最多的就是教育费用。而世界多数国家在人均GDP由1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时，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比重反而是有所下降的，特别是教育的费用有所下降。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专家朱庆芳也指出：国家对教育经费投入过低，造成了乱收费现象。据悉，近10年来，教育乱收费高达2000亿元，一名大学生的学杂费，从1989年的200元已经涨到了1万元，上涨幅度达到了50倍。
教育学家杨东平认为，“教育成本是否过高，除了与同等阶段国家比较之外，还可以看消费者的主观感受”。杨东平负责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在2004抽样调查了10个地区的40所高中，总体有72%的学生认为目前高校的学费太高，感到难以承受的占25.2%，与当前高校贫困生的统计数字20%～25%相近。“肯定是过高了”，杨东平说。
杨东平和徐安琪都认为，政府应该增加教育投入，不应将教育成本过多转移给家庭，同时还须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俭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以保障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否则经济拮据的家庭只好无奈放弃孩子的升学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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