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副署长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外界关于中国新闻、言论、出版方面的某些议论是毫无根据的。政府依法支持媒体机构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理干涉、干扰媒体的正常采访、传播和经营活动。”
让我们先来看看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评价中国的言论、出版自由现状的。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的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中，中国连续数年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中国拘押的新闻工作者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为此，该组织连续5年把前中国国家主席、现中国军委主席江泽民列为世界新闻自由的最大敌人；总部设在法国的非政府组织“记者无国界组织”2004年度全球互联网遭到监控报告认为“中国是全世界关押网络不同政见人士最多的国家”。（截止2004年5月，中国有61名互联网使用者被囚禁）
如果说上面的证据是“外界”没有根据的议论的话，我们再来看看“内部”有根据的议论吧。焦国标博士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专门讲授新闻学的副教授，在这个领域绝对算专家。他写《讨伐中宣部》一文可能100年之后都有价值。他说，在中国，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他的文中还透露，2004年初，中国各新闻媒体都传达了中宣部25个“不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不准”），其中一个“不准”是不准各家新闻媒体报导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的消息。当然，中国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一个反证是焦国标博士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他成了至今无法上讲堂的教授。
李普先生是前新华社副社长，他这样的体制内人士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权威的审视中国言论、出版自由的视角，自然是非常有根据的议论。而且，他提供“根据”比焦国标博士说得具体，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根据”披露了中国“文化警察秘密别动队”的情况。
李普先生在2003年6月号《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师》一文。文章认为，在胡适等知识分子展开的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人权运动中，鲁迅本来应该是盟友，至少他可以保持沉默，不料他却站在这些人权派背后放冷箭，客观上站到蒋介石国民党那边去了。这篇文章受到了中宣部的关注。中宣部的“阅评员”（文化警察秘密别动队）对这篇文章的评论是：无论是对封建主义，还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鲁迅都堪称勇敢的斗士。这篇文章百般吹捧胡适，而说鲁迅“站到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去了”，是错误的。于是，李普先生给一个叫“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文化秘密警察别动队司令部）写信商榷。这封信不仅具体披露中宣部“阅评员”和“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这种文化秘密警察别动队制度，而且还告诉了人们这个别动队的作业手法，即“有关方面凡有某人对某报刊某文有不同看法随即电话下令处置，而不见文字。”端的一个杀文章不留痕迹，不能不佩服文化警察别动队作业手法的高超。从各种根据看，柳斌杰副署长没有对中国和全世界说实话。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部长级别的干部中，就有因为说假话而丢官的。最著名的撒谎者是前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2003年4月3日，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有关非典型肺炎疫情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随后，中国军医蒋彦永向《时代周刊》揭露北京当局隐瞒萨斯疫情。再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再再随后，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部长职务。最后，我也没有忘记，当初中国老百姓认为张文康下台大快人心。
柳斌杰副署长对全世界撒谎，至今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张文康先生心中一定会不服气。对胡锦涛、温家宝来说，要从根本上杜绝高级干部的公开撒谎，一定要发现一个，处理一个，这样才能形成堵截谎言的制度机制，在这一点上，绝不能犹豫和动摇，否则，不仅处理张文康之后带来的积极政治效应会逐渐淡化，而且，还不能逐渐形成领导干部带头讲真话、不说假话的好风气，从根本上不利于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