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想了解二姑的故事。在和二姑的交谈中，我努力把话题引导到这上来，我知道这对二姑来说是残酷的。她又想起了那些痛不欲生的日子，二姑对我说，一提起心就痛啊。
因为家里穷养不起，二姑6岁上就找了邻村的家境很一般的一个人家做童养媳。二姑的男人是个独子，可是还没等到圆房，去当八路军的他就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
二姑成年以后，招了本村的一个青年入赘，组成了这个家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家庭空前的劫难开始了，二姑一家遭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疯狂的报复和陷害。
后来这个二姑父是个中农家庭，他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在八路军里是个联络员，负责八路军的粮食和物资供给。1940年的时候，八路军在他们的村子里的一些人家里存放了粮食。就是这个后来的党支部书记的家里也存放了一部分。
那时的八路军只是打一些零星的游击战。日本军队豢养了一些地方汉奸武装，当地人称作顽军，也叫团儿，用他们来对付八路军的骚扰。有一天一群顽军进了村子搜捕八路军，前后也就是两个时辰的功夫，没有找到八路军后就撤走了。
事后，这个后来的党支部书记家里的八路军的粮食不见了，他说都被顽军抢走了，并向主管粮食的二姑父的父亲报告了这件事。事情出现了总要核实一下，结果村民们都说顽军并没有抢粮食走。经过审问，那个党支部书记不得不把藏起来的粮食交出来。八路军要处死他，幸亏还是二姑父的父亲说情，保住了一条命。他不但不知报恩，反而从此对二姑父的父亲怀恨在心。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心术不正的人此时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正应了那句话，小人得志便猖狂。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
第一步就是他写黑材料，采用欺骗的手法让几个不识字的老贫农按手印，说是给二姑父家扛过活。
等到多少年后县里来人澄清时，问到那几个老贫农，他们说党支部书记只是问我们扛过活没有，并没有问给谁扛活，因为不识字书记一说就把手印按了。这是后话。
如此一来就把二姑父家的中农成份变成了富农。阶级的性质变了，中农是团结的对象，而富农是应该打倒的阶级敌人，属于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了。那时对于黑五类怎么整都不过分。
二姑父家族的男人一个个都是刚强铁汉，一概否认书记的无理指控。二姑的公爹和两个叔公爹都被吊在房梁上用猪毛绳抽打，他们都多次被打昏过去，昏死过去后就用凉水浇。到最后谁也都不承认是富农。但是对于那个残忍的共产党书记，承认与不承认并不妨碍疯狂的报复。
二姑是外来人，贫农出身又是烈属又是党员，但即使这样也不放过。他们把二姑隔离起来，让她与家庭划分界限，后又逼她离婚。二姑不从，他们就采用不让睡觉的办法，用他们的说法叫熬鹰，折磨二姑。
即使是这样的残酷的殴打和折磨，这个党支部书记仍然不解气，更恶毒的阴谋又出笼了。
大队部前面有一个意见箱，那天党支部书记不早不晚打开一看，发现了一个反动标语，是一张撕下的毛泽东像，上面写着：打倒毛主席，毛主席是个大王八头。
这个反标的罪名党支部书记马上就给二姑父的弟弟（按当地的称呼二姑叫小叔）安上了。这个罪更重了，现行反革命。
提起这个反标，后来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是党支部书记的陷害。有人回忆说，书记的妻子一连几天在意见箱不远的对面衲鞋底，出现反标以后就看不见她了。可是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说。
小叔给用绳子捆起来，打得已经站不起来了，但到什么时候也坚决不承认。
二姑这时还在被隔离着，熬鹰到了半个多月了，实在坚持不住了，神志变得恍恍惚惚，已经不能正常的思维了。问离婚不离婚？她就答离婚。问反标是不是小叔写的？她就答是小叔写的。在这种情况下，二姑被放了出来。实际上反标是出在二姑被隔离期间，她是不知道的.
就因为二姑的“证词”，更加重了对小叔的酷刑，把他长时间吊起来，猪毛绳蘸凉水几次把他打昏过去，就差最后没被打死。
二姑被放出来后，思维逐步恢复了正常，当二姑知道小叔因为她的“证词”所受到的酷刑，二姑又掉进了自责的深渊，就像犯了罪一样，以后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小叔啊。心里的这个大疙瘩解不开了，她跑到了山上，放声哭嚎。嫂子对不起你呀┄┄声嘶力竭的叫喊和呜咽的哭嚎声伴着呼啸的山风在山谷里回荡。她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
为了赎罪，二姑自杀过两次。有一次用刀子把肚皮豁开，后被抢救过来。从此肚皮上留下了三大块伤疤。
为了讨回公道，二姑父上北京去上访。后来上面责成县里处理此事，错划的富农成份被纠正过来，而反标事件也是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总算还了这个家庭一个清白。而对党支部书记的诬陷则按当时的群众运动对待而没有被追究。
后来二姑并没有离婚，小叔也成家了。为了补偿过去的歉疚，二姑对小叔一家格外的照顾。
如今，二姑一家又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二姑和小叔家联合承包了一片山场，几年下来，果树的收入也很可观。两个家庭过着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去的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和二姑的电话交谈中，她那悲痛欲绝的诉说深深的感染了我，仿佛又见到了二姑慈祥的面容，我感受到了她对晚辈诚挚的怜爱。在她心灵的深处，深藏着怎样的剜心刻骨的往事啊。
二姑讲完了她的故事，叹了一口气说，忘？能忘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小叔现在仍然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当偶尔提起时，多么刚烈的小叔总是怒目圆睁但又是无可奈何。共产党不就是这样吗？谁掌权谁就可以胡作非为，想整谁就整谁。最后二姑又很无奈的说：这样的事多了，记住又能咋样呢？
我感觉的到，更细节的东西二姑不便对我这个晚辈人谈起，那是二姑更深的痛。是啊，在共产党的淫威下，人哪有什么尊严啊。我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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