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大学里的数学老师，一生里只看过两三本长篇小说，其中就有巴金写的《家》，母亲说书中几乎就是她儿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母亲出身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她的爷爷是某大城市的法院院长，可到了我外公那辈就开始衰败了。外公抽鸦片，民国时期只是衙门里的一个小文书，可这就算有历史问题了，就属于黑五类了。解放后外公被逼到了农村，生活得非常艰难。在我五六岁那年，我见到了外公外婆，他们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们，在我记忆里他们是两位非常和善的老实人，说话轻言细语的。在那十几天里，外公常给我们讲故事，还帮我们抓竹节虫，外婆还让我们从核桃树上打核桃。可惜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们。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想来都忍不住的心酸。
母亲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上北大都是不成问题的，可因为成份不好，母亲考大学时报了个最差的师范学院。据当时招生的校长后来说，母亲高考时几乎门门都接近满分。母亲虽然上了大学，可我的小舅舅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三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都让公社书记给扣下了，最后舅舅当了一辈子农民，我的小姨更是连中学都没读完就辍学在家干农活了。
在大学里，母亲是德智体美样样行，虽然个子矮小，可她是学校射击队的队长，还是四百米八百米双项长跑冠军。记得六几年时，母亲参加了全市运动会，打破了市记录。
可是，由于母亲是黑五类的子女，无论怎么努力，党也把她拒之门外。母亲身上这个黑标签，不仅在单位里受歧视，连在我们家内部也受虐待。记得小时候常听父母为钱的事争吵，父亲不同意母亲给外公外婆寄五元人民币回家过年，说钱花在他们这些坏人身上不值得。我奶奶是贫农，没文化而且觉悟不高，她找人算过八字后，坚决反对父母结婚，理由是父亲属兔，母亲属虎，虎要吃兔，所以母亲要克父亲。由于父亲的坚持才有了后来的我们。当我出生时，奶奶都拒绝来照顾母亲做月子，结果使母亲落下了很严重的妇科病。
事实上，婚后父亲不但事业非常成功，而且一切事都很顺利，父亲常说，他的成功有一半要归功于母亲，因为从我记事起，我们家所有的家务活，还有两个孩子的学习生活，全是母亲一人包办，父亲从早到晚只是埋头做他的学问。出于好奇，我曾钻研过算命学，发现母亲命理学上属于“山涧虎”，父亲是“林中兔”， 老虎正在过山涧，哪有空闲吃到树林中窜来窜去的小兔子呢？难怪人们说，不是老祖宗传下的经书不灵了，而是现代的歪嘴和尚自己把经念歪了；不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不行，而是后人没得真传，自己把传统给歪曲了。
尽管不是党员，可母亲仍以先进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党叫干啥就干啥。母亲本来成绩优秀，应该当老师的，可当时学校财务科缺人，于是母亲放弃了事业，当了名会计。这一当就是二十年，把最美好的学术年华浪费在整日的敲算盘上了。
八十年代初，学校又动员教师队伍归队，于是母亲想回头来再搞数学。记得那时弟弟上中学，一次弟弟对母亲说：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您都四十多了，哪能学得会啊？现在的数学多难呀！可母亲坚持要回去。
当时母亲因妇科病已做了三次大手术，她病房里的病友们很多都在家歇着，连班都不上了，在家里也是什么家务活都干不了的，可母亲凭着坚强的意志闯过来了。母亲不但教数学，还当班主任。那时母亲经常晚饭后去学生宿舍问寒问暖的，有学生病了，母亲就熬上可口的稀粥给送去。学习跟不上的，母亲就给他们单独补课，经常有学生到我们家来补课。母亲上课很能深入浅出，让人一下就能抓住要点，结果期末统考，全班都合格了。学生们亲切的把母亲叫做“蔡妈妈”，因为母亲真的象对待我和弟弟一样对待她的学生，不久母亲就被选为系里的优秀教师。
这时党组织开始关心母亲了，书记找到母亲谈话，要她入党，母亲想，一辈子背着黑五类的牌子，总算熬出头了。我不知道母亲是哪年入党的，但我知道母亲一直很有佛缘，据说外婆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从我小时候起，每年的清明节和七月半鬼节以及正月里，母亲都要烧香拜佛，说起来这里还有个故事。
那还是七十年代初，年轻邻居蒋老师从上海出差回来就住院了，医院说是急性黄胆性肝炎。一天晚上母亲突然做了个梦，梦里蒋老师来敲我们家的门，他说：我要走了，请您以后每年给我烧些香，寄些纸钱吧。醒来后母亲觉得很奇怪，这个梦怎么这么清晰啊，简直象真的，于是赶紧到医院去看望，当时蒋老师看上去没事，寒暄几句后母亲就回家了，回来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这事，可第二天蒋老师突然就去世了，母亲想起他的拜托，于是每年鬼节给家里老人烧纸时，母亲都要念着也给蒋老师一份。当时正值文革，这些都属于封建迷信，是不允许干的。记得每次母亲都关好门窗，生怕人看见。后来改革开放了，母亲更是经常去庙里烧香拜佛，母亲敬的香，经常烧过之后的香灰都呈花状一样站立着，不掉下来也不倒，别人说是心诚的缘故。
关于母亲的佛缘，后来的事太多了，这里先打住不提。母亲的故事好象很平淡，就跟我们大家的生活一样，可仔细想来，在那平淡的日子里饱含了多少辛酸的血泪？那看似平常的遭遇，不都是无声的控诉吗？假如没有共产党的暴政和黑暗统治，我们大家的生活都会是另一番光景。
当大纪元推出《九评共产党》后，我赶紧把报纸寄回家。父母看了都说好，母亲还专门给退党网写了个声明，他们退党了，这就是母亲告诉我的好消息。起初我那在外企干推销的弟弟还不以为然，写个声明有啥用？父亲解释说：这就好比拆倒柏林墙，一人拆一块，声明退出的人越多，这堵墙倒得越快。这是最平和的一种方式，退党人数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点，但它却能反映民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当大家都想退党时，这个党也就不存在了。后来当母亲看见电视里大谈共产党员要保持其先进性时，忍不住说了一句：什么先进啊？我看是先进地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