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的要点
但如果仅仅将北京当局对“北京共识”的推崇当作一种自恋情态，则远未能揭示出其背后的政治意涵，因为按照中国政府努力突显的诠释，所谓“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所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应该理解为一种政治理念取代另一种政治理念。所以很有必要剖析一下，经过北京解释的“北京共识”到底是什么。
按照北京介绍的重点，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其要点是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这种模式在阿根廷等国导致管理不善和腐败，在近10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而“北京共识”除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典范模式之外，还包括许多值得在全球推广的非经济思想，包括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方面。按照北京方面的解释，“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划脚和盛气凌人。“北京共识不仅“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还是“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
“北京共识”一文对中国的分析本来就带有许多虚拟想像与夸张，经过北京方面的引伸介绍就更成问题。中国政府借用对中国不甚了了的“世界声音”为中国威权政治镀金，目的是蒙蔽本国人民。
镀金下面的中国现实
且来看看《竞报》用煽情文字所描画的灿烂中国──必须注意的是，《竞报》文章的作者是用“世界声音”在描画这种灿烂，通过记者们的悉心指引，中国人终于看到了世界眼中的灿烂中国。
文章中的“世界声音”包括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世界巨型跨国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纽约时报》、《金融时报》，《远东经济评论》、《财富》周刊等著名媒体，以及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赞美词。在这篇汇集了“世界权威声音”的赞美词下，中国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政治大国，一个正在崛起的科技强国、在世界上塑造了良好和平形象的大国，中国人民日益鼓胀的钱包正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大的消费国，中国潮流势不可挡。由于赞扬中国的大多数是权威机构工作的权威人士，所以中国人民大可不必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与亲身感受，因为“世界声音”远比芸芸众生的亲身感受更为重要，更具权威性。
有意思的是，中国广大农村目前可谓千疮百孔，“三农”问题已经成了中国经济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对此现实情况，海内外作者的有关论述数以千计，但作者对此视而不见，只引用了《远东经济评论》一篇从中国苹果出口增长引伸出农村经济正向繁荣迈进的新闻评论，并用“农村经济之变”之题展示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全景。这种引伸本身就非常荒谬，因为苹果产业（甚至水果产业）在中国农业中的比重实在小而又小，根本不具全局意义。更让读者大跌眼镜的是去年5、6月之间，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北京共识”一文（作者为乔舒亚．库珀．拉莫），经过《竞报》妙语解析，乔舒亚论述的“中国发展模式”不仅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还是“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作者乔舒亚真实身份为“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但此篇文章不知出于何故，非要将其身份界定为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的智囊──或许是英国智库智囊之名更能赋予其讲话以“权威性”？
对于同一个观察目标，有多少观察者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观察结论，“北京共识”也可以算是对中国观察的一种。如果中国政府不是通过控制媒体来制造舆论并造成宣传效应，介绍一下“北京共识”本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中国政府通过控制媒体已经尽最大可能消除了国内批评声音，对海外有关中国的种种评论也只是极富选择性的引用介绍，一切批评声音都被中国政府视为“海外反华势力”的声音而屏蔽过滤，所以这种介绍只能被看成是中国政府借海外舆论之口来为中国政府镀金的一种宣传策略。
中国的社会经济政策缺乏的就是公正与社会正义
如果说讨论中国经济状态时，观察者因切入视角不同，注重的问题是即期还是包含未来的远景，考虑的发展成本是否包括代价（比如环境生态）等等，因而形成“繁荣论”与“崩溃论”等观点，读者也只能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当作一家之言，承认其各看到了观察目标的一面。但如果要将中国这26年来的发展模式赋予“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之特点，就只能说持此论者如果不是出于对中国情况完全不了解，就必定是别有用心，因为恐怕连中国政府的官厅学者或者想成为官厅学者的准智囊们也无法说出如此厚颜之论。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模式恰好是这两方面出了严重问题，有关“中国危机”的种种讨论，也大都出于对发端于这两大病因的社会矛盾之观察。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包括财富的分配、教育、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住房政策等各种社会福利。这些政策是否体现了社会公正，是观察一个社会的发展是否公正的窗口。
中国的财富分配早就出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一点几乎已经是中国人的共识。区别在于有人认为这种不公是天经地义，而另一部份人则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应该予以矫正。但“北京共识”居然连这点中国人的政治常识都不承认，硬说中国经济发展是追求公正的发展，这就很不顾及中国人民本身的感受，比中国官厅学者走得更远。
正如笔者十余年来一直强调的那样，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一方面将原来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另一方面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大部份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仍掌握着大量再分配权力，私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它们与官场关系的密切程度。与国家部门做生意、从制度转轨过程中赚取部份垄断租金，是商人们最好的经营策略，盈利更像是国家权力庇护和施舍的结果，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商人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攫取对象，这一财富被攫取的结果，是在创造了少量富人的同时，却创造了数量几十倍于富人群体的穷人。目前中国15％的富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85％，而且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01年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58,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近两年这一系数还在继续上升，社会仇恨正在一点点凝聚。而按照南开大学一项研究，如果包括官员们的非正常收入在内，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517了。至于贪官们动辄挟亿万巨资外逃的新闻更是时有所闻，这样创造贫富差距的经济发展还可称之为寻求公正，公正的内涵可能需要重新定义。
近年来中国政府虽然宣布中国GDP连年增长，但与此同时，大量退休工人领不到养老金、大批人因生病没有医疗保险而陷入绝境。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 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上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名存实亡，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其中并无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 （有账无钱）的现象。有关资料显示，“空账”的规模在逐年扩大，1997年为140亿元，1998年为450亿元，1999年已经达到1,000亿元以上。截至去年11月，中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积欠已达近6000亿元。
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包含“质”与“量”两方面，这里且不讨论教育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恶果，只讨论“量”，即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多年来，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公共教育经费居世界上最低，不到GDP总量的3％。根据联合国的批评，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 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近五年来推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意在搜刮民财，一直为中国人所痛诟。据大陆官方媒体报导，全国目前有2,700万儿童失学，占适龄儿童一成左右。但有研究者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如果加上不在统计之列的城市民工子女、超生小孩及统计时的误差等，失学人数估计高达5,000万。这样的社会教育政策难道也可谓之为“寻求公正”与“体现了平等”？
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绝不是高质增长
衡量一国经济是否高质量增长，至少应该包含几个指标，如科技的创新能力，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产值能耗比，生产的安全程度等。但中国恰好这些都有严重问题。
以科技的创新能力来说，中国至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绩，与外资的关系至今还处于“以市场换技术”阶段，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对此项成绩很不满意，认为出让市场并未换来技术。而外国公司诉中国侵占知识产权案更是旧案未了，新案又起。无论从什么角度评价，依靠盗用他人知识产权的方式发展本国的高科技，不能说这一国家已经具备了科技创新能力。
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中国更是乏善可陈。由于GDP这一经济考核指标并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而中国连续25年GDP持续高增长其实是建立在生态环境严重毁坏之上：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的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普遍缺水；国土荒漠化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38％，目前继续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中国每年为经济发展支付的环境代价有多大？据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长曲格平透露的一个数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8％以上。
而产值能耗比一项，据中国政府透露的资料说，中国产值能耗比世界最高，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两倍。（能源面临挑战 中国产值能耗世界最高中新网 2002-11-12 09:26 ）
从安全生产一项来说，世界不少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内）都比中国情况好得多。据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去年11月披露，中国煤矿事故总量依然过高。2003年世界煤炭产量约50亿吨，煤矿事故死亡总数约8000人，当年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35%，事故死亡人数则约占世界总死亡人数的80%。2003年中国煤矿平均每人每年产煤321吨，效率仅为美国的2.2%、南非的8.1%，而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此外，中国煤矿职业卫生形势严峻，尘肺病危害严重。王显政透露，目前全国煤矿统计的尘肺病患者为60万人，据估计全国煤矿每年新增尘肺病患者超过7万人。（新华社2004年11月12日）。
如此经济增长，连中国政府官员恐怕都无颜自赞中国经济增长是高质量增长，不知道北京共识是根据什么总结出这样荒谬的结论？
中国当局为什么强调“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
北京方面的诠释之牵强显而易见，并将国内发展政策与国际关系混为一谈。比如“指手划脚和盛气凌人”实则指向国际关系的不平等，而“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则指的是国内发展道路，按照中国政府的解释，二者之间竟然形成了替代关系──中国当局由于反美心切，甚至没有考虑二者之间本无替代功能。
前述事实表明，平等与高质量的发展并非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内容，只是作者为“北京共识”虚拟出来的美好图像。而私有化、自由化与透明化在美国并未引起问题，在阿根迁等国却引起了一系列问题。但这不能说明美国价值观有什么问题，只能说明这些国家受制于本土政治文化，对美国式民主价值理念消化不良。至于对私有化、自由化与透明化的一揽子批评，更是无的放矢，因为中国经济模式引起世界称道的是中国经济正朝向私有化与自由化方向努力，引起诸多批评的则是中国政治与经济的高度不透明，比如中国的贪污腐败正是因为政治权力没受到制衡，行政过程极不透明，充满黑箱操作引起的。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反对透明化无异于坚持贪污腐败不受监督。
综上所述，“北京共识”不是从中国现实状况出发提出的概念，而是作者针对华盛顿共识虚拟出来的一个理想概念。在此有必要剖析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强调“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
显然，中国政府眼中的“北京共识”，其实就是以专制政治理念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简单概括，那就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而“华盛顿共识”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
威权政治在中国时下，其意识形态基础是“主义意识形态”（中国政府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的结合）与“国家意识形态”（主诉是民族主义）的混合物，核心是强调专制政治的合理性。中国当局声称“北京共识”取代了“华盛顿共识”，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以专制为特点的威权政治、以权力市场化与腐败为特征的“半市场经济”与中国式意识形态取代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
这究竟是事实还是中国政府的梦呓？退一万步说，这样的“北京共识”有一天真取代了“华盛顿共识”，难道值得世界庆幸？
至此可以做一小结：个别具有中国专家之称的外国学者提出“北京共识”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的一知半解，中国政府大肆借外国专家之口吹嘘“北京共识”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一些中国学者与记者跟风追捧“北京共识”则是以笔助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此时他们最需要的不是“世界声音”对中国的美化与吹嘘，而是“世界声音”对中国人权状态、尤其是人民生存权与知情权的关注与呼吁。 （Taiwan New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