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时常听到关于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的调侃。它意味着女博士们只知道埋头读书，却“读不懂菜谱”；没有性别特色，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为此，不久前甚至有位女博士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将女性高学历者所遭受的妖魔化进路总结为“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为自己喊冤。
21 世纪的今天，对于“女博士难嫁”这个难题，人们习惯用“择偶梯度”加以诠释。这个社会学理论认为，(在一个男权社会)“男高女低”的模式使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相当或较低的女性，与此相对应的是女性则往往更多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薪金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
上述女博士与本科生的不“门当户对”，主要反映在受教育程度的差别上。但是按照择偶梯度这个逻辑，如果一个女子在征婚时申明自己只拥有十万个人财产，婚后向同样只拥有十万个人财产的丈夫言明自己拥有百万财产时，自然也是要被“择偶梯度”棒打鸳鸯的。否则，女博士的善意“行骗”及本科生抱怨自己 “受骗”只能反映另一个事实。即在当下中国，人们对于知识并无虔诚与敬仰之心。这既表现在女博士在社会歧视下失去坚定，也包括男本科生对专业知识训练的不以为然。
中国皇帝不写求爱信，中国神话没有雅典娜。知识在东西方女性身上的价值分野同样暗藏在有关猫头鹰的具体隐喻之中。在西方，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就是猫头鹰，猫头鹰因此代表一切智慧；在中国，猫头鹰则和乌鸦一样代表着丑陋与不祥。
显然，现代女博士不受尊重，和中国传统中的裹脚布文化不无关系。自古以来，君父夫三纲主义盛行的中国尽一切可能剥夺女性行动与思想的自由。前者，女人们的双脚被缠上裹脚布，失去自然人的天足，从此“行之不远”；至于思想层面，女人们同样被包扎上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精神裹脚布，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旧时有才情的女子，多半要沦落到花街柳巷才为后人所共知。终其一生，她们所谓的社会价值之实现，只是供一些同样“因才失意”的文人墨客饮酒遣怀，故有白居易浔阳江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长叹。
相反，西方社会对知识女性怀有的极大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知识女性改变了西方历史的发展。以法国为例，启蒙文化源于沙龙文化，而沙龙的主持者多半都是法国贵妇。正是这些贵妇沙龙为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提供安身(或资助逃亡)立命(聚众论学)之所。彼时，女性不仅代表着爱与美，更是智慧的象征。如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开篇中所表白：“我之探求思想如同追逐荡妇一般……”正是知识女性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男人们才不愧于自称生活在一个追求知识与真理的黄金时代。
本科生的诘问揭开我们这个“知识社会”的荒诞现实──女博士帽禁忌和处女情结一样具有某种可比性。荒诞现实让我们必须面对一个近乎荒诞的诘问：今日中国，当女人获得了高于男性的知识，难道智慧或书本会夺去她的贞操？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