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诺大的世界，并没有人也没有什么力量“来害”或“能害”社会主义。这社会主义的必垮却已是不争事实，这个问题就需要由理论来做出证明，理论的证明争取的是普遍可靠性，在无从辩驳的逻辑面前人人无法拒绝。所以理论的澄清不是朴素情感，不许似是而非，它只接受严格的公理。
本文的任务是要阐明不是“谁”，也不是任何力量能“害”社会主义，存心想把它赶出历史舞台。而是它做为对社会发生指导的力量在自身构成上缺乏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就不具有有效性----即它具有的就不是积极功能，而是消极功能，消极功能只能发生破坏性作用，制造的是危机、灾难。
合法性这个概念只是对原理有效性的指陈，社会主义所描述的是制度的性质，是名词，做为思维的概念它包含的要素合理吗？合理就是互不矛盾，互不矛盾就是真理，真理的原理是为合法，是必然的又普遍的有效。只把社会主义做为思维的概念来考察它反映的是些什么对象？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们，可曾将之做为一个问题提出过，思考过吗？若没有，那他们意识里的社会主义就是空的、盲的。
请记住：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做为知识的存在形式在共产党领袖们脑里是盲的----即不知它反映的是嘛意思。
对空的、盲的目标的追随，实践出的能不是危机吗？
瞎撞在自己根本未辨的道路上，又怎么能不陷进矛盾和灾难呢？
其实，“社会主义”只是人的主观创立----一切主观创立的东西都只是，也只能是一个自身进程----它根本不是世界性事实，没取得空间独立性，外力又怎么能相对它，又怎么能加害它呢？我在这里要坚持的是：
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它自身进程的归宿，完全由它做为概念所含原则的合理性程度来决定，不是外力加害的结果。
一切主观创立的心灵原则都不是空间事实，不具有独立性，只有一个合理不合理有效没有效的关系，并不存在外力加害问题。
共产党坚持的“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国内外反共势力”……等等，这些荒谬立场的危险性不仅仅是它做为立场之被采纳----即共产党主观要求的，更危险更可怕的方面是：共产党对做为概念的共产主义，做为概念的“共产党”在理解上的空洞和盲目。
这一点，就不只是共产党，也包括做为反对派的我们都没有对之努力，我们现阶段的民族理性由于长时间地把批判拒斥在生活之外，至今还不能自觉区分面对的对象是具有独立性的空间事实呢还是仅仅的心灵的主观承认？对明明只是主观的心理事件，也往往采用对待客观存在的态度来，比如：这“社会主义”的成败是完全的自在性关系，是自身进程，我们却从相对立场上去做考察，将之看成“谁或什么力量可以加害的”，就是理性混淆的一个例子。“谁害了”这是在空间联系中的一种互间指陈，事实上社会主义就不是空间世界中的，它只依附在人的心灵里，你怎么去加害它？
社会主义的必然失败仅仅是它做为原理不具有合法性所致。
本文就不仅仅是要指出胡锦涛，共产党的“保先救党”是瞎子点灯，而且也要鞭挞我们民运阵营对共产主义的批判有许多无的放矢，甚至此地无银。
我们的朋友只主重于是不是反共，并不主重自身理性运用是否正当，只知共产政权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这个事实。只坚决反对这个现状是反不了了腐败的----现在共产党每年拘捕的贪官就八十多万，相当于江泽民上台时刑事拘捕人数的总和，这不能说他们不反腐败吧？可结果却是越反越败。也就是说我们的活动仅是对着具体事件，没去深究这类事实在怎样的理性运用中才能必然地被造成？我们的主流仅是陷在与共党的斗争中，而未曾关心共产党的行径也是理性的使用，这是种什么样的使用呢？像共产党之对国际谴责，指责美国人权上也有不良记录，这不是说别人有错误自己的错误就合了法吗？其实也是一种不打自招，把把柄送给人家。在我们民运也常常发生这种事，在批评面前不去反省事件的真假，反口就是：你们也如何如何嘛……比如“谁不漏税，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一样”这是一个反驳，但它同时包含承认，又顽固坚持就是虽此地有银，却要死皮赖脸，这与共产党说美国也有恶人，他们做恶就当然地天理应该一样。
是不是大家都有错你的错就不是错了？就不应谴责的了？这种话在反驳上从直接上看好像有效，但间接的发展的看呢，却是对自身的妨碍----它告诉人们：“我没有诚信，别相信我啦”！如果主重自身的理性建设，就会去追求至诚开金石的路线。
每个人都应估计到：个人的活动各有动机，可动机背后呢？动机是服从于什么？在我们要推翻共产党这个直接的动机背后所服的却是一个----
人们不是为推翻共产党而推翻共产党，是为能拥有一个适合人的存在的环境才这样做的，因而建立宪政实现民主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推翻共党只是实现这一目标所绕不过的一个任务。如果只是总结推翻共产党这个历史任务，我们能看到并尊重所有有贡献的人----但在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社会上，我们就拒绝投说这类话的人的票。因为他们的反驳已把“他不是一位可加信赖的人”这个直接证据交给了我们。我们不一定需要所有真相的被揭露，在合法的制度程序之下不给他以信任也就够了。
我想，许多人未必能像我的分析这样把诸关系缕说清楚，但我们都不会怀疑在对信任对象的选择上，大家的理性都能健全使用：知道他那一票该怎么投。
“大家都漏税”堵了批评者的嘴----拣了一粒很大很大的芝麻，丢了的却是活动家不可缺少的诚信。所以我说这种有效性是具体的，直观的，扔掉了的有效性却是间接的，无所不在的----是活动家须臾不可缺少却又不曾理会的，只活动在“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下，却没有“诚意、正心、修身”的自觉。一个优秀分子必是把意之诚，心之正当成根本，“意的诚、心的正”才是公众为之相托的条件。
我们的任务是埋葬共产主义，而目标却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因而只有斗争精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共产党的种种罪孽当成认识对象，纳入共同理性加以分析和认识，找出机理。因而，反对派肩上担负的就不只是破，更重要的还是立----是建设。我们对共产党罪行的清算也必须同时应用到我们共同的理性里，来做我们正确地运用智慧的借鉴。
在我看来：袁红兵先生把他那些语无伦次的胡话吵作成上世纪百年才出的“共雄人格巨著”其实也是一种腐败----如果你对腐败也有越过现象直抵本质的把握----意识到它是人类理性因丧失自由而发生的分裂或异化，那你就不会只在贪婪上理解腐败，会理谕到像咱们袁红兵那种行文是以心理上的娇柔造作、附庸风雅为支持的。在文字上就是虚浮夸张，语无伦次。汉语不是无规则的，任何人都得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逻辑学》、《语法学》规范之下使用汉语，特别是期望影响并正在影响公众的人物。本文开头所借题的刘滨雁老是在日常议论的意义上回忆五七年反右，他提到“谁害社会主义”有他的语境：只陈述心情；不像郭罗基老那样是在做道理的真伪求证，所以我们并不觉得不当。问题是在于袁先生的文字是在专门的领域----文学，他就必须塑造形象，他不能不问是逻辑思维，还是形像思维或是诗人的激情，硬往一块碓。在下是村夫俗人，既不知袁红兵，更谈不上过节，批评不是出自成见，我要公平的说袁先生的“上世纪百年唯一的巨著”达不到出版水平，他在用词上根本没有解词义，乱用滥用，他的用词对于他不是盲的就是空的，那四部东西都算不上作品，他的吵作委实是过份了。袁先生的作品也不能与高行健的作品相提并伦，高文获诺奖是瑞典的事，我们无法去说三道四，至于高的作品在中国，也不是可与那些宗师们相比的，但高的作品是作品，而且也应说很优秀，在共产政权后的作家里他也是算得上高手的，而袁先生的就不是作品，是在那里瞎摆。你不能只反共，也得自省，你连话都说不恰当，竞选什么总统呢？谁也不用来摧，我会就袁先生的作品发表点评的。
我们也是从共产主义大染缸里浸泡出来的，我们队伍的一些毛病也是共产主义文化之果。正因为人类里一部分成员误用理性才制造出个共产主义臭学说，因此对共产主义作斗争其目的是为摆脱灾难，我们这是不要做李自成张献忠吧，一切献身于民主事业的志士既要作与共产党斗争的勇土，也必须做严格自律的标率，你有批判共匪的权利，你同时也有三省己身的义务，你对共产党的批判也应成为对自己的防范。对生活在日常理性里的人，他的话再不当再不伦不类我们也无权批评，但一个自觉迈步进入公众圈子的人，他批判共产党这个行为就同时把自己的受批判性交给了公众。
让我们回到主题：
做为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也首先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单位，一个名称，一个概念，是概念是名称就是反映对象的，试问它反映的对象是什么，是世界性的事实还是仅仅是心灵的主观承认？世界性事实能独立，有其自在的存在，可以被相对，即在联系上有个可以加害性；如果只是心灵的主观承认呢，那它就只是个自身进程，其成败只是构成它的要素合不合法有不有效的问题，它根本不在空间世界中，没有独立性，外力又怎么能“加害”呢？
一、并不是任何事物都能被“害”的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被“害”的，这种关系很难进入我们的思考，我们很少去想：“害”做为人的行为得相对着才能够发动，人的行为只能对着相对的、空间的、自身独立的事实才能实施：可以揠一株苗儿，射杀一只鸟儿，炸一座建筑，毒害或构陷一个人……但谁都不能去杀害一条龙，屠宰一只凤，谁都不能砸门撬窗入户强奸月宫里那嫦娥。咱应清醒却未清醒的是：“社会主义”并不是空间事实，它无形无状，看不见摸不着，社会主义只是一些人用心灵提出（呼），另一些人用心灵来承认（应），它不能独立到心外的空间里去，永远依附在人心内，不是能躜铁煽公主心里去的孙悟空谁也没有加害非客体的本事。
经了这个提示，读者立马就恍然大悟。这种恍然大悟就是理性的澄清，我们做这样的提醒就是理性的批判。
没有空间性的事物是不存在被害关系的，这是常识，但一戳就破一点就明的常识也得通过批判才能澄明，可见不在贯常里培养起我们遇事必须通过求证的精神，社会的全面公正就是妄谈。公正不会是说要就能匆容要来的，公正是一种关系，你得缕清它，才能把握到它。只斗争共产党（坚定的反共斗士）并不能保证还清平于社会。如我们在此的提醒：人们都忽略社会主义是语言里的一个概念，而只肯对其做制度的承认。它首先是个知识形式，是知识形式就应有被反映对象，有谁能自觉求证它反映的对象是什么？做为概念它就有个是不是“空”的问题，做为知识它就有个所反映的道理真与不真的问题，这些都被我们忽略了，我们谁肯去想想：社会制度的优劣、正负、善恶其实正是表达它的那个知识，那个概念，那个名称做为道理的真伪所致。社会主义原本就不是空间存在，因而在实践上是否有效就只是它自身可靠性、真理性问题，但我们却可能真诚地将此当做外力加害来处理。
至此，就可以确立本文的原命题是：社会主义不是真理，因而它不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实践社会主义所以陷于危机不是因为有人加害，有人反对，而是它做为理论本身不成立的必然之果。
二、错误理论与真理在实践上有同等的被创立机会
任何一种主义的出现都是人的创造力所使然，但任何主义的成与败却仅仅是它自身可靠性的表现。我们得知道：创立和加害一样，都是外力实施，就是像毛泽东所亲近的流氓无产者，像古华的《芙蓉镇》里那“土改根子”，他们完全没有去理谕社会主义的思想要求，也可以把自己的所行所为真诚的理解成社会主义，这一能力是人类能力里专门用来连结的能力，往往不问是否有真判断，不自觉地就完成了连结。这就是社会主义之所以风糜横行百年的原因，马克思建立它是出于理论狂热，他的研究不像牛顿、伽里略的科学有实际的对象，其任务是说清那些对象为什么会是那样；那些对象并不听命于牛顿、伽里略的思路，相反牛顿、伽里略却必须去证明对象为什么如对象。马克思的材料却仅是一堆概念，他从事的只是概念关系的考证，其推论可靠与否没有无情事实的直接来拒绝。他的推断是对是错只有实践来鉴定，实践上完成这种鉴别却得以周期为条件；在列宁呢，是将社会主义用为师出之“名”，他的“革命”意嘱的不是主义，不是理念，是功利，要的是政权，并不问什么色彩的政权，是在他的主观动机早已确立并付诸很久之后，他才借了这个名的。所以社会主义对列宁只是借口，这也是一种联结。列宁的活动主要是推翻，推翻完全是对象性行为，是空间中所可能的；他只是将社会主义这个无空间性、无独立性的名称连接到能相对、有空间的行为上。
因此说，就是一个知识绝无真理性，也可以被付诸实践，因为实践并不直接操作主义（名称），而是操作空间中的事物，任何实际的空间对象都可以被套到主义、名称里，且它们也不会发出抗议。但是一旦赋予实践于名义，那原是非空间的、没有独立性的“名”便逐渐地具有力量：因为人得在它的名义下赋予行为合法性，它做为道理的真伪便要决定实践的成败。只是一次一次失败的是直接事件，要许多许多次直接失败的教导，人们才能把探索的目光投到制度上来，才开始考察做为道理它贯不贯通，成不成立。
所以我们说一定性质的制度能否被创立在于人，但它是否具有生命力却在它自身----在于它是不是真理，是否具有合法性。
三、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得依理才能发生
人类成员的所有活动都只有依理才能发生，这是人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承认的----“承认”也得依着理----可见在承认之前人已经“能理”了。“能理”就是已处在“理”的支配下，却不一定是对支配自己的理有所识别，做为我们能力的理是怎么构成的，有哪些要素，各要素彼此是如何联系的？……等等。
社会要想摆脱深陷的危机，从灾难里走进正常，步入健康，就必须弄清理性与人的联系----人类得在理性下才能实践。所以：卓有成效的社会实践总是理性的正确使用；相反，社会灾难总是由误用、滥用理性所致：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的罪恶都不是理性外的自生自发。抢人财物，施暴也是意志的贯彻，当然也就是理性的运用，不过是理性的恶的运用。对于社会的邪恶力量（如纳粹、共产党、恐怖组织等等）当然地应予摧毁铲除。可事实提醒我们：埋葬了纳粹的西德从此就迈步入健康，而同是铲除了纳粹的东德却又陷于社会主义深渊，罪恶依然，人民还是浸泡在灾难中。所以：打倒共产党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建立宪政实现社会的持久公平才是我们终极的追求。
健康的富有生气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坦白的理性中，而最坦白的理性却要以最广泛最彻底的批判精神为支持。所谓批判，就是去伪存真，去糟留精----也就是事事都要通过求证，对一切没经过逻辑证明的原则坚决不予信任，不在实践上采纳。尽可能地让一切社会原则被思维证明过，具有真理性，以保证实践路线的合法、有效性，因此应坚持的是理性的不间断的洗涤。
所以我友（牟传珩）说“只有批判救国”！
并不存在个“科学救国”----连科学的可能所依赖的也是理性批判性。
人类之成为世界事实，与理无关。但人类要将自己做为世界事实推进下去，就没有一事一行能在理外。
人类的一个普遍忽略是：每个人都是希里糊涂地有了理性能力，而后去谈理性，因而就不知道理性（意识机能）的构成及其要件。一任意志驱使，却不知去梳理自己的意志是否可靠。
比如当毛泽东的意志向外辐射遇到障碍时，他并不对自己的意志和那阻碍力做反观，做谁真淮伪的求证；他要求的只是畅通，很自然地派生出的只能是对妨碍的排除，但排除是师出，它要求“有名”，在这里“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就只是充当了意志要求畅通的借口，它们之间是完全不相干。无论是“大呜大放”演变成反右派的“阳谋”，还是想象征性地拿鸡毛弹子扫扫自己的极左面貌到发展成“反右倾”，都是不相干事件的逻辑偷换：其一是做为本质事件的“人的主观意志的畅通要求”；其二是个排除事件：意志在阻力条件下由贯彻要求演变为排除要求，“右派、右倾、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借来充当排除借口的。
当你在感叹我的分析的透彻时，可曾问自己：“我也有理性，为什么不能透视到这些呢”----这就是我们的理性虽是个复杂构成，但一经形成它就是综合的，不能指望感觉将它的各成份及职能一一区别，可我们主要是依靠感觉，依靠直观来生活，不经持别的训练就难以达到批判，这就是人类所以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共产党能坦然说斯大林、毛泽东犯有个人崇拜的错误，却不能把个人崇拜还原成意志的本性就是辐射。不完成对我们理性的澄清，就不能上升到自我意识内的反观。在这里，我不只是向共产党，也向我们的不妥胁的坚持在民主阵地上的好友们发问：如果没有做为物质外壳的语言，你是能有意志呢还是能行动？我们除了能像动物那样与外物并在，受外物剌激，印下外物的痕迹，是根本不能识别世界也不能识别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很轻易自如地就说出一个“我”字，可是知道“我”就是认识主体的自我识别者，却是少而又少。共产主义做为加诸我国各民族的一个原则，它体现为力量，谁都不能逃避其外；共产党做为中国社会的实际力量，它在那里发令施威，它的活动所带来的就是人民的痛苦，这是人人不能不感受到的，人们也就只在它做为实际力量的意义和水平上承认共产主义、共产党。可是----
共产主义、共产党都是我们的理性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对自己所以能够展开活动的诸条件做出认识，我们就永远不能走出理性误用的沼泽，清算了希特勒，迎来斯大林，清算了邓小平，又有江泽民，胡锦涛。这胡锦涛一言一行都是用于国家，影响全民族，他连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又怎么保证我们走上生存的正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