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毛泽东锻造了两条铁索，把中国人捆绑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祭坛上。一条是所谓“领导一切”，也就是一党专政。一条是由政府（用国家的名义）占有、经营、计划和管制全社会各种经济活动，毛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其实应该称为毛式社会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国家（以及政府）捆住了一切企业及其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手脚。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四川主持了以“扩大农民和工商企业自主权”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到北京担任政府总理之后几个月，赵紫阳立即显出了与历届总理迥然不同的观点和抱负：别人把政府 “加强”对企业的领导视为当然，赵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却在谈笑风生中提出了“减强”。为了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后来他改用了“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的命题。他在政府任内，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坚决不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抓权抓利，相反，他主动地、明确地、坚定地责成各级政府对农民和企业“松绑” ，“减负” ，“放权” ，“让利” 。赵紫阳带领各级政府官员向政府开刀，“减”了名为“国家”的政府，“强”了市场与社会。许多糊涂人以为，维护政府权力就是维护国民经济全局。赵紫阳清醒到了透彻的程度：政府不是主体，农户和工商企业才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政府应该为主体服务，忘掉主体就是丢掉全局。
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共产党（以及政府），管制着亿万公民（以及由他们组成的社会）的喜怒哀乐。“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是毛泽东缔造的体制。在邓小平念念不忘的“四个坚持”中，一党专制是命根子，其他三个是这条命根子所借以存在的理由、招牌和手段。邓小平没有意识到引导中国进入法治社会的使命，也看不到共产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有可能得到正当的和正常的前途。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又显出了独特的观点和抱负：他坚决不替共产党争权，不替党中央争权，更不替总书记争权。相反，他力求淡化和弱化一党专政，分解和制约党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按照他的提议，他本希望把党的作用严格限定在“政治领导”之内，即在一定时期提出一定纲领以影响社会。作为代理总书记，他宣布政治局常委会不管审判案子，不审查文艺作品。当选总书记后，他立即要求党的会议制度和表决制度规范化，要求逐步推广差额选举。赵紫阳说服政治局通过决议，明文规定企业活动的中心不再是企业的党委书记，而应该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对于群众性的突发事件，总书记赵紫阳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解决；而不主张由党的中央或所谓 “核心” ，根据什么天经地义，去“拍板”即作出判决。共产党内有些庸俗浅薄的领导人把党性当作最高原则。赵紫阳和这些官僚有本质上的不同。对赵紫阳来说，不尊重民意不体察潮流的党是没有前途的。他的潜台词显然是：社会比政府更重要，人民比党更神圣，常识比教义更可靠。
赵紫阳把中国的改革概括为实行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这个论断，尽管备受非议，但经受住了考验，至今没有人能够推翻得了。他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是很敏锐的。遇到社会现象，他不满足于仅仅指出谁是谁非和孰利孰弊，他喜欢深入到制度的层面去穷根究底。对经济问题如此，对政治问题同样如此。吴国光博士在《赵紫阳和政治改革》中，秉笔实录了赵在1986-1987年几次会议上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积弊的批判，和对未来改革的设想。赵在十三大把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定位为“民主政治”，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多年沉思和探索的结论。他是“在其位而谋其政”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他的职责不同于理论家，也不同于鼓动家，观察家。他说话，不造声势，不求轰动，不图痛快，而是告诉大家如何切切实实去做。他不说没有把握的话，他所追求的，是办得到，办得有效，办得成功。他讲话很慎重，负责任，力求准确，不喜欢发表“随感” ，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说必要的话。作为政治家，他这样严格地约束自己；但是，他并不要求别人放弃各自的观点和风格。他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岗位和处境。他的愿望只是和更多的人在改革中合作。对探索未来的人，对提出目前难于实现的建议或理想的人，他不仅能有礼貌地倾听，而且会饶有兴趣地缔听－－你完全可以放心，他决不会高举什么旗杆，把你打成什么危害党国的敌对分子。
赵紫阳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从事改革的。对认准了的目标，他是不屈不挠的。至于走直路还是走迂回曲折的路，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在看清了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绩”之后，赵紫阳所做的，不是讨伐社会主义，而是立论于“初级阶段” ，从而把毛泽东天天挂在嘴上的 “社会主义” 冷藏起来－－经赵紫阳提议，十三大批准，决定起码把它冷藏一百年。“初级阶段”在别人嘴里可以只是四个音节，一个概念，到了紫阳手里就得出了一系列有生命的结论，成了跟毛泽东所鼓吹的社会主义彻底诀别的宣言书。“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本质所作的深刻而又切实的概括。当人们（包括邓小平自己）高举“四个坚持”那个基本点的时候，赵紫阳总是无例外地提醒人们（也包括邓小平自己），不要忘掉“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而且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服务于“一个中心”，否则邓小平提出的“翻两番”的指标势必落空。每当“四个坚持”野性发作，“改革开放”就是牢牢掌握在赵紫阳手里的制动闸。1987年邓小平一怒而废黜胡耀邦，几乎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是赵紫阳把邓小平拉回来了。1989年邓小平的最深最痛处被学生触动后，不惜孤注一掷，发动了军事政变。结果，赵被非法软禁，改革的力量遭到摧残，改革的进程夭折了。
紫阳是一位温文的长者，和他一起，如沐春风。他与人为善，善与人同，改革的人越多越好，大家一起和衷共济。他会让步，善于让步，可以等待，也可以妥协－－为了替改革减少阻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从而产生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和紫阳相处十年，夙夜在公，我能理解他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因同情弱者而在白色恐怖下，以十三岁的稚龄加入共青团，因反对法西斯侵略而加入抗日游击队。他青年时期曾醉心于马克思和毛泽东。文革前他长期任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广东城乡老百姓的喊得出来的呼声和压在胸中的心声，香港街头巷尾的现实和舆论，都在赵紫阳心里发生过深刻难忘的影响。终于是那场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使赵紫阳得到了新的生命。用他的话来说，“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彻大悟。”彻悟了的赵紫阳，以改革为第一生命。改革是他作出 “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各种选择的基准。你不准我迈两步，我迈一步；我迈不开大步，先迈小步；客观条件不利于长驱直入，那就步步为营。他看透了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底线，他曾经试图在这条底线下尽力而为，但是办不到。到了必要的时候，他必须说必要的话。1 986年，尽管那时还没有掀起眼下这种风卷残云般国有资产流失的狂潮，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已经显露。民主和监督的必要，政治改革的必要，摆在经济改革面前。不管邓小平对政治改革一贯心存多大疑忌，赵紫阳向邓一再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再也搞不下去了。得到邓小平认可后，赵紫阳不仅从配合经济改革出发，而且从国家长治久安出发，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方案，把邓小平1980年开出的那张从来不打算兑现的空头支票－－“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牢牢锁定为政治改革必须达到的目标。是的，到了必要的关头，必要的话就非说不可，其他都无所谓。当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违背中央政治局5月10日决议，悍然决定动用军队对付学生的时候，赵紫阳以光荣的一票，进入了永生。
邓胡赵并存的格局，本来有可能使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平稳地转上现代化的普世大道。但邓小平毁了改革，毁了中国这个大我，顺便也毁了他自己那个小我。他在惊惶失措中发表的南巡讲话，是天鹅的最后一歌。他无视赵紫阳1986年“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搞不下去”的警告，在万马齐喑下开足马力重新启动经济改革。但在黑箱中作业的那些力度极大的演出，从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到国企改制，每一步都以极大的力度替腐败者打开了不受监督的大门。和赵紫阳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改革，是城乡居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和邓小平南巡讲话连在一起的改革，则以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把中国建成为腐败者最大的乐园，它在普遍贫困、“白手起家”的基地上，劈开了最惊人的贫富鸿沟。
语云，千秋功罪，盖棺论定。邓小平的功，主要在于支持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经济改革；邓小平的罪，主要在于扼杀了赵紫阳主持并得到十三大批准的政治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一盖棺，赵紫阳就论定了。赵紫阳所做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同胡耀邦所做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一样，至今活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之中：平反冤假错案不可能逆转，真理标准不可能遗忘，市场经济也不可能逆转，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在中国公民的议事日程上砍掉。改革中途夭折，是胡耀邦赵紫阳死不瞑目的大憾。实现前人的遗志，落在我们十三亿后死者肩上。中国改革的最后成功，要靠全体公民坚韧不拔，前赴后继。中国公民中有千百万改革者，赵紫阳是其中的一员。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许多改革者，赵紫阳也是其中的一员。去年开两个大会，说中国出过两个最伟大的人，一个毛泽东，一个邓小平，今年听说又出了第三个，他“改变了中国” 。听到如此好听动人的歌，我不得不说，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不是被喇叭吹得最高的“三个伟大” ，而是被幽禁终身，最使某些人咬牙切齿和胆战心惊的赵紫阳。我敢肯定，我用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在这里的这一论断，比那些响彻云霄的“伟大” ，离谬误更远，离真理更近，更经得起考验。
紫阳千古!
作者鲍彤为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原载《争鸣》杂志2005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