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轶事：我们村里的阶级斗争

进村的第一课是阶级斗争课。大队的治保主任老安把全村的地富反坏都叫到队部，让我们认识一下，避免以后在街上碰到时，还亲热地打招呼，赶着叫大爷，就成为丧失阶级立场的大问题了。四类分子在前面站成一排，微微弯着腰，低头看脚。几乎所有的人都唯唯诺诺，只有一个年轻人，斜着眼看人，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老安告诉我们，他叫李加纯，因为说反动话，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戴帽时间不长，还很狂。时间长了，就会被整老实了。黑四类中的唯一一个地主，叫张山。解放前在城里开了一个修车补胎铺，吃手艺饭的，属于工人阶级。只因为挣了点钱，买了几十亩地，就成了村里的首富，正好赶到解放就被划成地主了。

以后再一起看见他们，就多是在大队部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不论是批林还是批孔，他们都是活靶子，在前面弯腰戳着。我和张山在一起干过活，他很老实，不太说话。有一次在地里除草，忽然他手碰到一个虫子，吓了一跳。一个农民开玩笑说，别怕，那是粘虫，不咬人。他一本正经地回答，知道了，下次就不怕了。老蔡个头很矮，人称恨天高，常被人欺负，更爱欺负不如他的弱者。有一次他和张山一起在场上赶牲口脱粒，老蔡一反畏缩之相，颐指气使，吆三喝四，把张山支使得团团转。老张山一边咧着豁牙笑，一边连声说“听你的，听你的。”大部份贫下中农和四类分子的关系和谐，看不出有敌我界限。干活休息时大家都喜欢抽张山的关东烟，和他开玩笑。张山的儿子文革前在北京上学，差点去了外语学校，文革时被遣返回村里。他喜欢看书，特聪明，学什么会什么。他们家的房子就是他自己画图纸设计的。

一天队长到知青屋来，说要抓阶级斗争。原来公社让四类分子出劳务工，如果不出劳务，就要扣工分，叫见勤工。坏分子李加纯觉得这太欺负人了，不服管教，和队干部吵了起来。队里决定第二天开会斗争他，如果他不服，还骂干部的话，就揍他一顿。但是群众平时和他关系不错，怕群众发动不起来，所以想让我们知青明天上去揍他。知青都不愿掺合，虚言敷衍。临走时队长问我们什么是阶级异己分子。最后得意地告诉我们，阶级异己分子就是很多人都想挤进共产党的门，所以叫一挤（异己）分子。

第二天开会大队书记讲话，先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再说到昨天吵架事。决定停李加纯的工，如果李不服从，将有更严厉的制裁，然后让李作检查。李加纯站起来说：“那我就说说昨天的事。昨天我不知是公社的指示，我以为是大队的那几个人存心挤对我。大队的那几个人平时都不咋样。我要知道是上级的指示，我就不闹了。我这个人就这样了，就这个脾气，坏就坏下去吧。我也不打算好啦，就差一颗枪仔把我毙了”虽说是认错，他的口气却很横。说完之后，全场默然。过了半天，支书才说“还有话没有，没有就走吧。”李正要离开，他妈妈哭着把他拉住，向支书求情。说他的检查不行，这样下去不行，要好好说他。支书不想惹李加纯，正巴不得结束此事，摆手赶紧让李走了。这次批判会没有达到把李加纯的傲气压下去的目的，倒给了他一个示威的机会。他的态度不软不硬，没有给队干部动手的口实。

后来听到群众反映，觉得大队做得过分了。李加纯也就是一刺儿头，戴个坏分子帽子，处罚太重，人为地制造了敌我矛盾。其实底下普通群众都当他是自己人，和他的关系都很好，干活时打打闹闹。

真正爱说反动话的却是贫下中农。我们队里有一个当过八路军的农民，叫王全瑞，在地头休息时常讲起他当年的经历。他的记性很好，当时的人名，地名，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们：红军吃皮带根本是没有的事，皮带怎么能吃？红一方面军过雪山损失最少，因为在山下把老百姓的牲口全宰了，背着肉上去的。后来的部队，无粮可筹，损失就大了。过草地时，人一陷就下去了，别的人根本就不能救，一拉自己也玩完，没什么阶级友爱互相帮助。狼牙山五壮士的副班长，投降给鬼子杀死，五人无路可走，才跳崖的。八路军扩军时见老百姓就问：“八路好还是日本好？”　当然回答是八路好，说日本好就是汉奸了。“既然八路好，你就背枪当八路吧。”有几个村的老百姓哗变，把一支队五百人全部活埋在山洞里。他有一次为国民党军队带路，一脱口说出一个军事术语：“回合”。国民党就问他；你当过八路军吧？他连忙否认。国民党也不追究。最后让他跟他们走，他不干，也很和气地把他放了。那时讨饭的都是懒人，要像这会儿这么苦干，谁都可以发财，谁都是地主。

这些就是我在农村上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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