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说，从某个意义上讲，“陈丹青出走清华”是一个令人无奈的结局。
陈丹青，52岁，画家
。1980年他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日后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2000年，他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日前，陈丹青以连续4年招不到一名硕士生为由，对现行的高校研究生招生体制发出质疑，“愤而辞职”。这让他再次成为了全国艺术教育界瞩目的焦点。
不少媒体认为，陈丹青的出走是他自身意义上的“败退”，有人说，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难以触及的问题－－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这个因素是顽固的僵化的，陈丹青无力扭转，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改变不了。他不是“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当他撞向这个体制时，已经注定了他要受到伤害，如果他要使自己不无谓“牺牲”，他只能选择“败退”。还有人说，陈丹青的“败退”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孤军作战”，力单势薄，没有人站出来声援他、响应他、支持他。大家都是 “围城”内的，断然是要明哲保身。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沉默。
真相究竟如何？
“目前我因为这个事情心力交瘁”
《周末》：你提出辞职的原因是什么？
陈丹青：目前我因为这个事情心力交瘁。这只是个人的决定，完全出于自己的性格。请大家不要再去清华美术学院询问，我知道他们也很恼火。
那是在1999年岁末，我还在纽约，我的两个老师袁运甫先生、刘巨德先生给我越洋电话，告诉我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要合并。他们代表院领导热诚邀请我回国加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同时转致老前辈张仃先生与吴冠中先生的欢迎之意。
2000 年2月我正式报到，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3年，到今年1 月15日我的任期结束。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90天知会对方。所以，我在去年10月，就已经向院里正式递交了我的辞职申请。
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再次表明我辞职的原因：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认为自己主动退出是最妥善的办法，最好的结果。
在清华任教的5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同时，画画的业务也被荒废了。其实，我只是希望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周末》：能不能具体谈谈你“对体制的不适应”？
陈丹青：此前，我已经在2000－2004年的述职报告中提到，2000年我到任不久，学院就宣布开设美术专业博士生课程。这不但在国内美术教育属首创，在世界范围同类专业中亦属罕见。为此，学院于2001年3月间成立了四所纯艺术教学研究室，分别由吴冠中、张仃、袁运甫诸位元老领衔，我则主持第四研究室。吴、张、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无数。我初涉教学，尚无寸功，而学院予以破格，委此重任，其实心里是很惭愧的。
第四研究室的研究方向，一开始是定在“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后来又改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当年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举行，是本人第一次的招生经验。在24位各地考生中，5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经研究生院领导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5位学生。
后来，这5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而设的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22名考生，正式录取2名博士生、访问学者2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8人，无一通过政治和英语考试。
我认为，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这就不多说了。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光有形式，又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看看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
2002 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试，20名考生，正式录取一名，并访问学者3名。第二次研究生报考，约19人，一名以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2003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试，考生18名，正式录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报考，全国19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艺术学院充满教条”
《周末》：有报道说，作为博导的你也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
陈丹青：我觉得自己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27年前，当我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 “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我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了考场。
我在述职报告的附件中提到，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 “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周末》：你认为具备什么资格才能拿到美术学博士学位？
陈丹青：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艺术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标准？由谁界分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这些问题，我自己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但是，有一点我倒是很清楚：外语不及格，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断然拿不到博士学位。当下学院的种种学位只是谋饭碗的手段，对此我表示非常理解，因为我理解中国的现实，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中国是一个绘画大国，在绘画上还有很多路要走。绘画是高度手工的艺术形式，手工的事情是没那么容易做的。上个世纪70、80年代后的艺术家热衷于做装置影像，我想等我们这批60年代的艺术家退出历史舞台后，传统形式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传统戏曲是跟着观众走的，西方歌剧百年长盛不衰跟家庭很有关系，是需要遗传基因的。
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我可以这么说，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眼下的人文艺术教育是表面繁荣”
《周末》：你的观点里一直提到了对现有艺术教育体制的不满。
陈丹青：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领导坦率直陈。以“两课（政治和英语）”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艺术尊严荡然无存。人文艺术及其教育如不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我认为人文艺术教育是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其实是一种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 “有专业没思想”。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从没有一位领导对我的“叫嚣”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我把想法讲出来。我有一些同事对我非常善意，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我的表达。不过，每当我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切换。这就是体制的厉害。
《周末》：你认为应该怎样对待这种表面繁荣？
陈丹青：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一般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教学品质也越来越可疑，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计算－－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然而有目共睹的是，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唯在本研究室教学中，以“个案处理”的原则，根据每位同学个人情况的总和与细微的表现，在教学中务使知识面尽可能扩大，教学点尽可能具体。
“我也是体制的牺牲品”
《周末》：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清华美院的角色？
陈丹青：我也是体制的牺牲品。我拿着国家发放的薪水，而我们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体制内的教育产业。
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应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
《周末》：你的请辞报告是否得到了批准？
陈丹青：其实，我和清华大学又续签了两年合约，但这期间不会再担任其他职务的工作，只是负责把现在跟我的几个研究生带到毕业。我很累，一直在休息，估计我要把手边未完成的工作结束后才能功成身退。
《周末》：那么，目前你又在忙些什么？陈丹青：4月8日至22日的一个展览，是在中国最大的民营美术馆－－今日美术馆举行的“画妆：中国戏曲主题艺术大展”。它是由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策划的，我是惟一一个提供速写戏曲铅笔画去参加展览的。一共6张巴掌大的速写是我在1977年看戏时的速写铅笔画，忘记是《四郎探母》还是《十五贯》了，总之那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看传统京剧，《三岔口》啊什么的，觉得很兴奋，所以就顺手画下了。
《周末》：有一种观点说，你离开清华，是因为张铁林，他希望你去他任职的暨南大学？
陈丹青：张铁林确实提过这个想法，但那只是私下聊天。我哪里都不会去了，清华都不做了，以后也不会接受任何艺术学院的邀请，我离开的是这个体制，而不只是离开学校。
张铁林：陈丹青辞职不是突然
有知情人向媒体透露，陈丹青的辞职与著名演员、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铁林几次私谈有极大关系。该知情人说，张铁林与陈丹青私交甚好，早在去年，现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张铁林就曾与陈丹青私下交谈过多次，欲让陈丹青出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就此记者迅速与张铁林取得联系，张铁林称：“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一直认为陈丹青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对教育体制的改革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在清华美术学院的时候就试图做过很多，我认为陈丹青辞职并不是一个突然，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就私下邀请陈丹青出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一事，张铁林则澄清道：“我确实和陈丹青谈起过此事，不过不是让他当副院长，而是想让他当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科带头人，我觉得如果陈丹青要是肯来的话，院长的位置我也可以让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