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何不同？我们又该如何阅读外国人所写的有关“我们”的故事？
部分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人
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克洛代尔可算是现代法国文坛上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人。在他之前，法国人所知的中国几乎全都来自传教士的书，而从克洛代尔之后，才有典型意义上的文人作家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形式反映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所触所感。可以说，正是从克洛代尔开始，中国文化进入了法国文学中。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说，法国有相当多的作家来过中国，克洛代尔、塞加朗等等，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会对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重新解读。但是他们以高人一等的西方文人的角度看待中国；也有一些作家关注现当代中国发生的事，实际上大多数是把中国作为西方人故事的一种背景，关注、写作中国题材的小说只是作为消遣，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化是中心的，我们是边缘的。
最近也有一些作家写关于中国的生活，如女作家阿梅丽·诺冬的《爱情与破坏》写的就是她离开日本后在北京度过的两三年。尤瑟那尔也写过《王佛求道记》。但他们体现的是她所理解的中国，不是真正想反映中国人的生活。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安德烈·马尔罗《人类的命运》（或《人类的状况》）。这部作品以中国的国共冲突为题材，好像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内战并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人长期以来对此深信不疑，而马尔罗此前根本就没到过中国，他也无意作出澄清，如果把这类作品作为历史来读是荒谬的。
热衷讲中国故事的日本作家也很多。日本的芥川龙之介、横光利一、井上靖等，都乐意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撷取素材。辻井桥的《桃幻记》由《李陵之墓》、《世事无常》、《发现者》、《桃幻记》等8个短篇小说组成，全部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时间背景，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中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许金龙，早在15年前曾编辑过辻井桥的作品。他认为相对于几年前的作品，辻井桥的写作技巧有了明显的提高，他所关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跨越了中国和日本的界线。我们可以感受到辻井桥是抱有善意地来写这部作品，希望日本人从另外的角度了解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存在让任何人无法忽视，包括文学在内。汉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文化。日本文化一直汲取母文化营养，逐渐形成独特的形态。没有汉文化，就不可能有日本文化。大江健三郎曾经说过，他的血统里流着中国文学的血液。如果没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就不可能产生《源氏物语》；如果没有鲁迅、郁达夫的存在，就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的存在。《桃花源》影响了一代代的日本文人。但是1990年，日本一位企业家辻原登曾经写过一部变形了的《桃花源记》，获得日本的“芥川奖”。有评论说只从他的小说中看出商社职员的尖刻和浅薄，看不出善意和文学性。这部作品的获奖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15年后，辻井桥以肯定的态度来描写中国，他截取文革中某个断面，通过主人公命运把历史进程折射出来，并对中国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寄予了一种期望的模式，这说明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
华裔作家和外国作家笔下的华人
中国作家在国外用外语写作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不在少数，如以《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名声大振的戴思杰，法国历史上首位当选法兰西文学院院士的华裔作家程抱一，他们的写作也是中国题材。但华裔作家赵健秀发现，一些华裔作家的作品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不好的印象。汤亭亭的《女勇士》，该书获得该年度非小说类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汤亭亭因此杀入美国文学“主流”。但 “并非所有的华裔美国读者对《女勇士》都很称颂。有人对书比较失望，因为它只不过是一部个人传记，曲解了中国文化。汤亭亭未能真实、公正地反映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要旨。”但恰恰这样的作品反而在国外得到文化上的认同。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认为，国外有很多华裔作家讲自己的移民经历，写中国题材给外国读者看，是要做一些妥协的，以《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哈金是这样，以《红英之死》获得第23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的裘小龙也是这样，他们在主题创作方面会考虑国外市场。
陶洁在《美国作家笔下的华人》中指出，如果一位美国作家出自对华人的同情描写华人，即便塑造得不够完美，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多地指责和批评，因为这样的人毕竟为数不多。我们对待美国作家和华裔作家似乎应该用同样的标准。
翻译在外国作这外国作家写中国题材的作品，再由我们自己翻译，相对有一定的优势。但前提是译者本身要有足够的学识。学者、书评家止庵认为，一些日本作家如古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他们写中国古代的事情，我们很难设想最理想的状态来通过翻译再现原来的文体。如果写当代中国，更应该用很好的中国当代的语言来翻译。但目前很多作品中存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名词译者不太知道，使读者看小说时在某些地方构成阅读障碍，产生一种隔绝感，进而对小说内容有所质疑。名词对译是最简单的，出错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难的是作者的原意准确地表达出来。“信达雅”－－－我们的要求不高，首先必须得信，起码是达，雅是求之不得，翻译本身是解决困难而不应是制造困难。
文化差异与阅读价值
陆建德说：“外国作家很少以中国为题材写作，即使写，也不是将中国人作为主角。现在这样的作品出现了，我们有时候看着不像，没关系，他们至少提供了比较的眼光，哪怕把中国人写得丑陋，我们阅读时也不应带着强烈的民族情绪。我们有时带有自卑情结，这样的人到了大庭广众下希望得到认同。但是外国人写中国，肯定会有差异。我们应该比较坦然地看待这个问题。在 19世纪末，张子洞曾提出，中国需要了解外国怎样看中国。在中国有些东西我们习以为常了，就会变得麻木、不以为然，我们需要另类的、第三者的眼光去看，这样可能会受到启发，发现更多的问题。我们应该有所警醒。我们读任何书，要考虑到这书是给谁写的，读者的定位是怎样的谁写的，表述方式不同，隐含的价值观念的信息也不同。外国人写中国题材，也许会涉及一些沉重的话题，我们不应回避，而应该设法改变。”
余中先指出，外国和中国的文化价值的距离、意识形态背景的距离以及所在文化立场是中心还是边缘，种种因素都会令中国人在感情上不太容易接受外国人写中国题材的作品。我们的判断是：你不了解我们。毕竟我们认识自己的东西是比较深刻的。外国作家很难用他们的语言写中国人的东西，他是不熟悉这些生活的，因此无法真正把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在这里不适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分析，外国人写中国题材，是否能从中看到我们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不出的盲点？
评论家李敬泽将《桃幻记》界定为执意探索中国人在“文革”后的灵魂状况的作品。李敬泽认为：作为日本作家，“辻井桥对我们灵魂的想象与我们灵魂的实情存在相当偏差，但正是由于这种偏差，一个中国人有了读《桃幻记》的理由。”作家铁凝在评价《桃幻记》时强调说：“辻井桥先生笔下的中国故事和中国作家的故事可能永远存在着差异，但是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这种差异。”
但是中国作家极少有关注外国题材的，他们大多仍局限在外国背景下的移民生活，更多地关注文本。许金龙认为，中国作家很少长期有效与外国一流作家进行交流，这种缺失影响了他们把中国优秀文化带到外国去，也是中国作家少有创作外国题材的小说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形在以后也许有所好转。中国作家是一流的作家，余华、莫言等在全世界的影响非常大，中国文学后劲非常足，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大的历史变革时期，该是产生伟大作家的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