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老百姓与股市休戚相关呢?现在开户的证券投资者有7000万，如果以每个证券投资者关联3-4个家庭成员来计算，与股市直接有关系的人群就达2.1-2.8亿。如果考虑到9亿农业人口较少进行证券投资，城镇居民跟股市有关系的比例就显得更高一些。
“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很大”,何况股市的问题早就不是一个小的问题。温家宝总理3月曾表示,“虽然很少就股市发表意见,但我却每天都在关心股市行情。”
那么，在股民期待中国股市转折的时候，反思一下中国股市如何走到了今天的境地是十分必要的。
“黑幕”重重
3月31日,*ST广夏(000557)创出新低0.96元。这只股票2000年12月29日最高价是37.99元,复权后股价更是高达340元。那时候,这只股票是中国股市的“高成长大牛股”,股票简称还是银广夏。
2001年8月，银广夏造假被媒体揭露。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后，发现银广夏虚构了7.45亿元的利润。中国证监会2002年4月23日对银广夏进行了行政处罚。
要求银广夏民事赔偿的诉状雪片般飞向银川当地法院。直到2004年12月29日，首例银广夏民事赔偿案胜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银广夏赔偿股民柏松华各项损失11万元。
不过，银广夏表示“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可能无力对投资者进行赔偿”。由于无法执行，股民可能拿到的是“司法白条”。尽管知道获得赔偿的机会可能微乎其微，还是有847位股民参与了对银广夏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的诉讼。
不管怎么说，银广夏在A股市场还一息尚存。相比银广夏，另一个“造假大户”蓝田股份(已改名生态农业)已经从主板退市，上了三板市场，现在每股仅0.30元。
蓝田股份自1996年上市以后，股本5年扩张了360%，而且宣称“一只鸭子一年的利润相当于生产两台彩电”。
2001年10月,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一份内部资料上以600字短文粉碎了蓝田神话。在领导批示以后，各大银行停止对蓝田股份放贷，蓝田股份资金链断裂。
在极短的时间内，蓝田股份老总瞿兆玉就拿到了那份报送范围仅限于中央金融工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等参阅的内部资料，状告刘姝威侵权，可是没有等到侵权案开庭，自己2002年1月已经被公安机关拘传。
2004年春节前,瞿兆玉刑满释放。2004年6月,瞿氏家族开始重掌蓝田。虽然债务累累,风光不再,瞿兆玉并没有放弃翻身的希望。
一些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曾震惊全国，但如今相当多的投资者已似乎见怪不怪，因为这样的案件太多。
上海某会计师事务所一位姓左的审计师告诉《了望东方周刊》，“一些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之所以畅行无阻，与一些地方政府默许有关，再加上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为求自身利益的密切配合。”
朱基曾给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题字，要求会计行业“不做假账”。但是，如果不配合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就往往会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而且即便做假账，“机会收益”也大于“暴露成本”。因此，在当时“谁不做假账谁吃亏”的行业风气下，一大批会计师事务所铤而走险。
不过，因疯狂做假引起了广泛报道的会计师事务所，目前也只有深圳中天勤和湖北立华。
深圳中天勤曾经是60多家上市公司的审计者，它的业务收入在深圳排名第一，全国排名五强。2001年9月7日，受银广夏案件牵连，深圳中天勤被财政部吊销执业资格。
湖北立华以前是湖北排名第一的会计师事务所，大部分湖北上市公司都是由它审计，其中有康赛集团、活力28、幸福实业等一批被社会上称为的“地雷股”。当年，湖北立华为了赚钱，请了几个50多岁的会计师专门签字，无论真假报告都签。
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如此，就不难理解上市公司为什么要造假，中介机构为什么要协助造假了。欺诈上市造假，再融资造假，扭亏和摘帽造假，配合主力机构暗箱操作也要造假。造假对于证券市场的造假者来说是一本万利的，何况并没有“绞首的危险”。
虽然财务造假或者操纵股市给股民或者银行带来几亿乃至十几亿元损失的并不是没有，但还从未听闻有谁因此身受极刑。一些人逃逸在外，被抓的像瞿兆玉就判了2年。
当然,中国股市各种违法案件在近4年里频发,并非以前就不存在这些违法违规的现象,而是因为这4年监管层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更加严格并加大了查处力度。这是一种进步。
荣正投资董事长郑培敏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如果股市没有下跌，股市上的‘牛鬼蛇神’也倒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下跌也不一定是坏事，让一些违规者都浮出水面，对市场健康发展是好事，以后再进入市场的资金都应当是健康的。”
行业失信
除了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还有券商、基金、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证券咨询机构、证券软件商等多种市场主体，共同维持着证券市场的生态环境。
以前说，每一次牛市，都会消灭一个券商。现在看来，在4年熊市中倒下的券商要远远多过在牛市中倒下的券商。2004年，从年头到年尾都有券商被接管，以至于被称为“券商接管年”。
3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一则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券商中的至少一半应被淘汰出局。而公开资料显示，按照2004年沪深两市成交总量测算，所能养活的券商大约只有45家，不足目前券商总数的一半。
但是，那些提前下课的券商多半是因为挪用客户保证金、非法融资和违规炒作股票等行为被管理层发现，而不是真的经营难以为继。尤其是挪用客户保证金，在券商中曾经相当普遍，以至于后来中国证监会推行了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制度。
无论是周小川,还是尚福林,都强调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使机构投资者成为股市的中坚力量,以达到稳定股市的目的。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基金业得到超常规的发展。从封闭式基金到开放式基金，到后来，商业银行可设基金公司，最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获准可以设立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越来越多，基金规模越来越大，基金公司却依然偏好集中持股，经常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几只基金都持有同一只股票，而且几乎所有的基金公司都集中投资那么几十只股票。市场便出现了“局部牛市”，即极少数被基金集中投资的股票走出行情。
基金公司集中持股的一个后果可能是涨时助涨，跌时助跌，加大市场波动，管理层希望他们稳定市场的初衷没有很好的实现。而且，在《财经》刊发《基金黑幕》之后，基金业的声誉至今还在受影响。
管理层一直在助推各种合规资金入市，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等，现在都可以投资股市。尤其是保险资金入市后，基金的地位有所削弱。
保险公司是很多基金的实际控制者，当它们可以直接投资股市以后，基金公司遇到了一个赎回的高潮。有一种推测是，基金公司被迫卖出股票，保险公司乘机在低位购买股票，这就有点利益输送的味道，只是会伤及其他一般的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除了机构投资者，市场上还有各种证券咨询机构以及证券软件商。在“南雷北赵”(雷立军、赵笑云)等股评黑嘴被揭穿之后，证券咨询机构的形象陡跌，投资者视其为“庄托”。但是，投资者对证券咨询还是有需求，尤其在漫漫熊市、股票被套牢时更为需要。
有些机构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借鉴台湾电视营销的模式，承包电视台的节目时间，通过自己包装的分析师推荐股票，以此吸引投资者加会员收会费。有些咨询公司会员是金字塔式的，核心会员最先买，高级会员其次，最后在媒体上推介，利用普通会员和跟风的游资出货。
证券之星总裁程虹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指出，证券软件行业同样有不规范的现象。有些软件商把技术内核很简单的软件神化，一套软件卖几千元，而实际价值不过百元。“他们利用投资者在熊市中的恐慌心理和对股评的不信任，以科学的名义行欺诈之实。”
当投资者发现一些券商挪用自己的交易保证金、发现自己投资的一些基金对保险公司利益输送、发现证券咨询机构给自己设套、发现一些证券软件商的高价软件不过是谎言的时候，他们对整个证券行业乃至整个证券市场的信心都会受到打击。
而对于证券市场来说,信心是最重要的。
制度缺陷
《证券法》规定，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但是，“三公原则”在中国证券市场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
除了财务造假，上市公司高管利用信息不对称，炒作自己股票的事件并不鲜见。较早的有深发展(资讯行情论坛)前行长贺云，他动用3.11亿元信贷资金炒作自己公司股票。稍后，东方电子(资讯行情论坛)原董事长隋元柏更是让公司财务人员投入6.8亿元资金炒作自己公司股票。就在不久前，*ST农化(资讯行情论坛)的监事李建也在低位买进自己公司的股票，最大获利超过40%。
“三公原则”被践踏更多的体现在早期的证券发行上。
2000年以前，公司上市是额度或者指标管理。那时候，一些地方政府优先安排的是经营比较困难的国有企业上市，上市由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一手包办的，信息披露也不规范。而且，骗取上市指标的事件在当时也不少，比如红光实业和大庆联谊(资讯 行情 论坛)都是欺诈上市。
2000年3月，《股票发行核准程序》颁布实施。一年以后，通道制正式实施，改变了过去行政机制遴选和推荐发行人的做法，使得主承销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股票发行风险，同时也真正获得了遴选和推荐股票发行的权利。
但是，在这个阶段，中国证监会发审委依然具有很大的权力。2004年11月轰动一时的王小石案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发审委名单竟成为当时行贿的路线图，而能够提前一周知道这个名单的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也成为财经公关公司的拉拢对象，甚至可以借出售名单牟利。
2004年2月以后，中国证监会开始推行保荐制。与通道制相比较，保荐制增加了由保荐人承担发行上市过程中的连带责任的制度内容，这是该制度设计的初衷和核心内容。
中国股市发行制度经过了“额度-指标-通道-保荐”这四部曲，正在逐渐完善。然而，核准制毕竟是2001年以后才正式实施，之前近10年都是审批制。而行政化的审批制度，往往被认为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股市发行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国股市的制度缺陷依然存在。在今年“两会”后的答中外记者问时，温家宝总理也公开指出，“由于我们的知识和经验的不足，股市制度等基础建设薄弱，市场不完善，因而造成了近些年来股市持续下跌。”
信息披露还不够公开，对待大小股东还不够公平，对违规的惩处也还不够公正。这种扭曲的情况下，“三公”原则无法在制度的实施上充分体现出来，就会使这种制度缺陷导致制度“掠夺”。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学者易宪容经过研究发现，在中国股市，一般通过政府管制进入市场者(如上市公司、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等)大都可以赚钱，一般自由进入者(如普通投资者)大都亏损。
也就是说,如果在制度安排下,市场利益是通过非市场的方式进行,或是权势、或是与权力相关的人。那么没有权力或与权力没有关系的人也就无法从中获得正当的市场利益了。
有一个数据可以佐证易宪容的观点。据统计，在已经披露2004年年报的上市公司中，共有472家上市公司的2520名高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截至4月1日，合计持股市值超过1000万元的有160名高管，市值超过1亿的有48位。
如果他们是公司发起的时候持有的股份,即便股市跌得惨不忍睹,这些持股的自然人也不会十分心疼。若是以每股1元的成本获得的股票,一旦溢价发行,他们的财富就自然增加了数倍，市场再怎么跌，自己也不会有太大的伤筋动骨。
广发北方证券上海玉兰路营业部的老付是一位有10多年股龄的老股民。他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中国股市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股权分置的问题，而是市场‘三公’，即公开、公平、公正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从本质上解决，股市不可能好转。”
因为制度设计的缘故，小股东和大股东在实质上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公平。中国股市超过三分之二的股票都是国有股，代表国家行使产权的国资部门的态度一定会影响着股市。
资深市场人士陈鑫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中国证监会的地位并未见走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