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代司令卫立煌将军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这首《挽戴安澜将军》，是1943年毛主席悼念戴将军为国捐躯而作。戴安澜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征战千里，痛击日军，扬我民族威武。但是，中国远征军在战略上和战场上的一个失算是，它漏掉了一个加强的日军第56师团，恰恰是这个师团出其不意突破我军侧翼并席卷了整个后方，导致整个远征军的全面崩溃。
根据参战将领的各种回忆录，大陆和台湾选编出版的历史文件，以及史家研究的观点来看，一般认为远征军失败的战场原因是：因兵力不能及时集结，中路的主力会战迟迟不能展开，同时忽视了东线侧翼防守，被日军从侧翼席卷后方，导致整个战局崩溃。
具体情况是，当东路日军攻克和邦后，一部西进占领东枝，主力继续北上，孤军奋进，以期前出我远征军主力后方。此刻英军送来错误情报，说西线皎勃东(乔克巴当)西南发现3000名日军，防线有被撕裂的危险，在史迪威、罗卓英的严令下，原定用于补救东线危机的新编第38师和第96师以及200师主力之一部紧急西调，这一调动正好与战场情形相反。皎勃东扑空后，疲于奔命的中国军队再掉头东进，已经来回折腾了500公里，且已耽搁了三天时间。第200师再全力东进，来争东枝，通过夜战一举拿下该城，正准备向和邦攻击前进，以便切断日军穿插纵队退路并准备一路尾击之，解除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断之危局。这时史迪威和罗卓英连续四次下令：攻下东枝后，除留下第200师继续进攻和邦、莱林一线外，第5军直属部队和正在向东集结准备跟进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转向，进行根本不可能的“曼德勒会战”，按照杜聿明的看法，这一错误调动正好与战场形势的实际要求南辕北辙，从而铸成大错。
中国远征军的失算
如果史迪威、罗卓英在这紧急关头不出现两次调兵失误，中国远征军正常应对的结果是在激战中各部队交替掩护着向后方作有秩序的退却，而不是全面崩溃，也就是说失败的程度不会像后来那么惨烈。
史迪威方案的错误之一是中国最高统帅部过于轻敌，蒋介石对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般估计是三个师抵一个日军精锐师团。这一估计未必准确，在国内战场上，程潜第一战区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2万人，但最后该师团轻松地破围而去。实际作战中，东线的第6军两个师根本挡不住日军第56师团进攻，根据昆仑关战役经验和同古作战经历，只有像最精锐的机械化第200师那样的部队，才能三个师对付一个日本师团，一般装备的部队，六七个师也不一定抵得上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力，更何况甘丽初第6军分散兵力、逐次投入使用都属于兵家之大忌。因此，如果情况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只有两个日军师团在缅甸登陆，那么歼灭登陆日军、收复仰光的计划还可以尝试一下，第5、第6、第66三个军共9个师，对付日军2个师团，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可以打成平手(大多数师战斗力远不如机械化第200师)。但出乎意料的是日军在缅甸投入了第33、55、 18、56共四个精锐师团外加一个第5飞行师团，且不论战略战术日军高出一筹、关键的战场制空权也在对方手里，单凭地面部队实力，就是全部远征军的装备都达到机械化第200师的水平，还需增加3个师，方能与敌持平(仅就地面部队的战斗力而言，不考虑制空权问题)，可见远征军的作战计划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
事后来看，第一次入缅作战如果不犯战略和战场判断之错误，在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 师团已经增援上来后，及时按杜聿明方案进行战场调整，中国远征军三个军同日军三个师团在密支那、八莫、昔卜、东枝、景栋之线形成对峙是合理的结局，消灭登陆之敌攻占仰光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全军溃败至国境内、同日军在怒江对峙的结果也是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当时的参战将领和史家后来的总结都没有意识这一点，他们的回忆和研究基本满足于战史的叙述，缺乏对兵力、兵器、情报、制空权等因素作客观的专业分析，一味地指责指挥方面的种种错误，而其评估的预设前提中，都认为中国远征军原本是完全可以战败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日军四个精锐师团并收复仰光的。
战场的实际情况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有几个值得追究的疑问：一、为何在3月25日，即同古之战打响第 6天，蒋介石就在考虑追击问题？二、为何在侧翼东线已经出现危机时，最高统帅部和远征军最高指挥顽固地不放弃中路与日军决战的计划？直到后方基地腊戌被攻占才放弃曼德勒会战计划？三、为何在东线侧翼兵力配置如此稀薄，将陈勉吾的暂编第55师当作公路警备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配置于茂奇、包拉克、垒固、东枝、黑河等地？四、为何日军威胁腊戌断我退路时，最高统帅部没有紧急动用驻昆明附近实力较强的第71军、第52军、第2军驰援，而是把素无训练的新编第 29师仓促调来防守腊戌？五、为何负责防守腊戌的第66军军长张轸始终不明敌情？六、在战略指导上，导致远征军惨败的根本错误是什么？
宋希濂将军在《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一文中不经意间透露的情况有助于解释上述疑问：“当时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敌情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沿着滇缅公路东进的日军，只是敌人为了实行追击任务而临时编成的一个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不能持久。”而实际上，突破东线侧翼向我后方突进的是得到航空、坦克、重炮、汽车部队加强的第56师团，人数在 15000～20000之间，该师团早在3月24日开始在仰光登陆，并于3月28日加入同古第55师团方面作战，因日军保密措施做得成功，我最高统帅部直至5月28日才弄清楚。“二十八日，第八十八师的第二六四团在龙松公路上击毙了一个敌军大队长，在其图囊中获得敌第五十六师团的作战计划一份及地图一张，得知敌军第五十六师团全部都在腾龙地区，分为腾北、腾冲、龙陵、腊猛(松山)、芒市、新浓六个守备区，其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驻在芒市，判断其兵力约为一万五千人至二万人左右。我当即将此项文件送到参谋团林蔚那里，林蔚立即电报军令部，随即蒋介石于三十一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怒江……”。至此，中国统帅部方知造成东线崩溃的是日军一个加强师团，不是两三千人的骚扰部队。
很明显，中国统帅部与中国远征军指挥官因敌情不明，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实际上少算了日军整整一个加强师团的兵力。那么，怎么会做出东线日军只是两三千人的骚扰性部队的判断呢？
因为远征军作战的敌情依据最初主要是皮尤河前哨战中缴获一被击毙的日军联络官文件，得知将同中国军队对阵的是第55师团，第33师团与西路普罗美方面的英军接仗，18师团尚未跟进。第5军军长杜聿明以为在全局上，与中国三个军对抗的最多不过第55、第18两个日本师团，而当前局势下，第5军要对付的只是一个日本师团，于是他决定在同古放手大打。
但出乎意料的是，日军第56师团在我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于3月28日就迅速加入同古方向作战，日军第18师团于3月29日也加入同古方面战斗，杜聿明第5军三个师实际上已稀里糊涂地同日军三个师团在交战，错把三个日本师团当一个师团来打，所以戴安澜的第200师差点被围歼，接着新编第22师、第96 师轮番上场仍然节节败退。直到斯瓦阻击战期间，侦察员马玉山从日军第55师团司令部智取一份作战地图带回，杜聿明方知敌第18师团主力两个联队、山炮和重炮各一个大队加入了第55师团进攻行列，但我方仍不知第56师团已投入战场，于是自然地认为日军两个师团已经全部被吸引到中路第5军的正面，投入东线侧翼的兵力能有多少？因为通常日军一个师团主力由三个联队加其他辅助性兵种部队编成。中国统帅部和远征军指挥部对敌情的判断和随后采取的行动就是基于上述情况。因此，蒋介石过早地考虑如何实施追击，史迪威和罗卓英在同古、平曼纳、曼德勒一再固执地追求与日军会战直至崩溃，判断日军快速纵队只是两三千人的骚扰性袭击，东线暂编第55师配置分散并担任公路线警备，派出毫无作战经验新编第29师而不动用昆明附近的三个生力军驰援腊戌等等，就可获得合理解释了。
实际上，从3月20日到4月30日的作战期间，中国远征军中路主力只有四个半师的兵力(其中孙立人新编第38师稍后赶来归第5军指挥，刘伯龙新编第 28师两个团后来赶到曼德勒)，有些重装备还没有运到前线，却因情况不明摆了个围歼日军三个师团的阵势，实际兵力远远达不到作战目标的要求，一旦交手，岂能不乱套？难怪何应钦认为中国远征军“自始至终均呈被动之态势”。概而言之，中国远征军在战略上和战场上失算于漏掉了一个加强的日军第56师团(该师团因得到日军第15军直属的重炮、汽车、坦克部队和第5航空师团的加强，实际战斗效能已经超过两个日军师团)，恰恰是这个师团出其不意突破我军侧翼并席卷了整个后方，导致整个远征军的全面崩溃。
杜聿明与史迪威将道之优劣
如此惨败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但却在情理中，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充满不确实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
第56师团对于中国统帅部和远征军就像是“隐藏在云雾里”一样，不能苛刻地要求一定要侦察到，因为日军方面在向曼德勒作小规模迂回、还是向腊戌作大规模迂回的选择时，同样不清楚中国远征军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大多情况下，战争“都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克劳塞维茨语)，那就得靠判断和经验甚至运气来弥补了。也就是说即使不明敌情，也不一定意味着失败不可避免，还可借助判断力和经验。
在情况不明甚至已经误判的情况下，史迪威和罗卓英企图不顾后方受到威胁，集中主力击败当面日军第55师团、第18师团，使深入我后方的窜犯之敌的行动失去意义，并自动落入陷阱，这个方案有其合理之处，且属于力争战场主动权的努力。虽然事后证明其判断和行动都错了，但一般战场指挥官都很难避免这样的错误，因而这种失误尚属正常范围。如果在这种险恶形势下仍能根据判断准确行动，当属极少数的名将了。
同样是在情况不明的情形下，杜聿明显然战场感觉比较敏锐，东线激战一天便失去联络，他顿觉侧翼情况不妙，他的方案是及早放弃中路曼德勒会战，将主力和作战重心移往东线，坚决阻止日军插入我侧后(这一判断和作战决心极为准确)。按这样一种作战思路，战局的自然发展是我放开中路，日军第55师团、第18师团从中路长驱直入，切断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之间的联系，英军退往印度。中国远征军作战重心由中路移到东线，全军以和邦为轴心，成扇形向东北旋转后撤，安全退往中缅边境地区，固守密支那、八莫、昔卜、东枝、景栋之线，这是个万无一失、绝对保险的方案。但其代价是放弃了力争主动的进攻态势，不能达成出国作战的主要目标－－占领仰光，确保滇缅公路国际交通线安全，且让日军占领大半个缅甸。战场可形成我军和英军分别在东、西两面钳制缅甸中部走廊上日军的僵持局面，这一态势更有利于尔后的反攻。
从日军第56师团先头部队平井支队在4月22日中午10点左右冲入和邦的情况看，按杜聿明的方案，第5军主力三个师从4月19日开始向东枝、和邦、孟榜、南曲依之线展开有三天充裕的时间，第200师48小时内即可赶到和邦布防，新编第 22师、第96师亦可随后赶到。以此推算，4月22日的战场情况将是日军第56师团主力与我第5军主力在和邦迎头相撞，另外，新编第28师也可在当日投入一个团以上的兵力，23日该师全部主力可投入作战(该师实际上被运往曼德勒而置于无用之地)。如此，纵然不能击败第56师团，但以和邦为中枢凭借南登河和南渡河之险，维持一个僵持的局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两个方案都属于“在云雾里和月光下”判断的产物，它们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哪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而不取决于方案本身是否具有吸引力。从后来远征军惨败的结果看，杜聿明方案是当时危机情况下最切合实际的选择。由此来看，杜聿明的判断力远胜于史迪威，对战场形势的估计相当准确。此战关键在于日军第56师团在侧翼突破第6军的防线，被抄了后方。如果按杜聿明方案，全部机械化的第5军同第6军联合截击第56师团，把对手缠住还是有把握的，整个远征军的后方也不至于被抄袭。但杜聿明没有坚持己见，服从了史、罗的命令。
以克劳塞维茨的标准看：“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遗憾的是杜聿明虽然具备超越常人的“内在的微光”，却缺乏“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他自己也承认：“我的最大责任是1942年4月 19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第五军全部向棠吉(东枝)集中。”
一代名将终因一念之差，铩羽而归，饮恨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