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先生认为，现在改变中国的方式就是要从中共内部开始，用退党的方式，退得它千疮百孔、退得它溃不成军，以致于退得共产党政权一朝覆灭，这种方式是和平非暴力的使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的方式。
徐文立先生是中国著名民运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关注中国中心”主席。1978-198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墙运动，82年被判刑15年。98年因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被判刑13年。2002年12月，徐文立被“保外就医”流亡到美国，现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年3月创建“关注中国中心”（CCC），任主席。2004年12月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
记者：徐先生，您好。听说您也会参加此次纽约的声援百万退党的大游行活动。您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呢？
徐文立先生：是的，我会代表“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和“关注中国中心”参加此次活动。我认为，退党的活动是一个很伟大的正义的行为，这件事很有意义，可以把共产党退得千疮百孔、退得溃不成军，以致于共产党政权被退得一朝覆灭。第一步是千疮百孔，然后是溃不成军，最后是一朝覆灭。
从这点上来讲，纽约的这次声援百万人退党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中国要走向一个宪政、共和的民主国家的话，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国共产党。退党是一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发自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人士的觉醒和觉悟，能促成这样的一种结果，所以意义是很深远的。
记者：这次声援百万退党的大活动，由20多个国家的150个团体共同举办，又由全球同步声援，就象百万人退党一样，声势浩大，您觉得是否说明退党的活动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呢？
徐文立先生：是的，大纪元和其它团体的朋友们做了很好的事情，做这样的努力，实际上是给大家团结在一起做事情构筑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可以看到，虽然海外的一些人士过去在一些政治见解和作法上有一些差异，但在这一点上，却能够携手共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苗头和趋势。所以应该说，这个作法和趋向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的。
记者：您觉得退党大潮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会不会更大规模的冲击到共产党内有一定权势、有一定掌控能力的人？
徐文立先生：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大家知道，柏林墙倒塌，就是在人民的要求自由、冲破专制的这种情况下倒塌的。中共所谓一党专制的这面墙，就是靠它这个党的组织来巩固的。当它这面墙倒下去的时候，那它这个政权也就倒下去了。所以退党的意义是很深远的。
记者：这次退党大潮波澜壮阔，史无前例，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徐文立先生：这个是长期以来，包括整个世界的进步形势所造成的，包括自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解体之后，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所谓理想的破灭和认清，另外，随着一些专制国家的崩溃，世界从一些国家的专制状态下走过来，越来越走向自由和民主，这是世界大潮所决定的。
另外，中共50多年来那种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已经使得人们对这样的一种政权和专制统治越来越厌恶。虽然中共也采取了经济上改革的措施，但是它没有料想到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会越来越强烈，而且具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政治不能同步进行改革的话，这种不协调会越来越凸显。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政权越来越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沦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工人的下岗，农民的贫困化等问题层出不穷。另外，中国潜在的很多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都使人们更加渴望走向民主自由，宪政共和的体制。
退党大潮和大纪元所发表的《九评》有直接的关系，《九评》更系统地揭露了共产党的本质，更凸显了中共统治以来，甚至在它创党以来，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破坏。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长期的努力，也为大纪元的《九评》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素材基础，使得《九评》能做这样一个集大成的工作。
目前中国的这种形式和退党的高潮，是由整个国内国外形势的发展所决定的，也是中国争取民主自由这样一个历史的延续。这段历史应该说是追溯得很远，从清朝末年，康梁时候开始，主张中国社会应该有体制上的改变，当然他们主张的是那种在保持清朝皇权统治下的改良。随之，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也包括早期一些有纯真理想的共产党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一种自由和解放。但是自从1919年 “四五”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我们不原意看到的转变，本来应该向一个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但却向苏俄的专制体制学习、转化，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更加把这种方向强化了。
但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不断有一些知识分子和坚持民主自由方向的人士坚持不懈地在奋斗着，可能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57年前后所发起的一次冲击。后来，即使被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所镇压，但是不断还有人坚持这种反抗。当然，最惨烈的是1989年的“六四”，在此之前，还有79年的民主墙，还有98年中国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的组党活动，98年还有比较零星的不非常显性的组党活动，实际上都构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揭露共产党的残暴统治。
记者：自由民主是一个普世价值，大家追求的共同理想。您认为退党大潮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了共产党不可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已经不可救药了？
徐文立先生：对。现在中共的党魁是胡锦涛，胡锦涛居然让它的全党还要学习北韩和古巴，这样一个党在政治上是没有前途的。胡锦涛在政治上的倒退不是说小步倒退，而是大踏步的倒退。这样一个党，它的领导人和基本组成成员已经决定了共产党不可能自身得到真正的洗心革面。我在很早以前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民主前途不在它，应该抛弃它，应该放弃对它们的幻想。这篇文章是03年7月份写的。当时因为SARS的问题，胡温好象做了一点工作，人们就对他们抱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把它称为“胡温新政”，现在的事实越来越说明：它们不是什么新政，而且胡锦涛在政治倾向上甚至有倒退到毛泽东那个专制时代的倾向。
所以我想，一个比较恰当的改变中国的方式还是要从中共内部开始，用退党的方式，退得它千疮百孔、退得它溃不成军，以致于退得共产党政权一朝覆灭。这种方式是和平非暴力的使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的方式。
记者：现在很多人也提到中共一触即崩溃，中共解体之后，您对中国的未来有何构想吗？有些人可能会担心中国社会失控或者发生动乱。
徐文立先生：有一些人可能对中共垮台有一种很强烈的恐惧感，觉得它原来很强有力的在控制这个社会，如果失去了这样一种力量，可能会造成失控。
我想这也是一种很善良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宪政民主的国家不是靠一种强力统治所形成的，而是建立在一种自由，特别是市场自由经济的基础上，而且各种健康的力量是存在的，当这种转变到来的时候，健康的力量会很快的聚集起来，使社会平稳的进行过渡。
我个人的想法是：一旦中共政权垮台，首先应该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召开一次制宪会议，因为一个国家要走上一个民主的社会，必须是在宪政指导之下的。未来的中国社会应该是法至上，不但不允许任何一个个人，也不允许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力量成为这个社会的支配力量，而在任何个人、政党和政治势力之上的应该是法，法至上，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从一个人制和专制的社会走上一个法制的社会，走上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
我可能在这个时候，更强调的是它所具备的共和的特征，共和的意思就是：各种阶层、各种政治力量，它的权力和地位是均衡的。我既不赞成个人或者政党的专制，也不赞成多数人的专制，应该是一种共和的状态。要走向共和，必须是在法制条件下。
记者：您觉得民间的力量，各个公民团体，还有民主党人士，您觉得这样的一些健康力量，是否能够使得中共垮台后中国社会能够平稳的过渡？
徐文立先生：我相信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各种健康的力量，会有智慧把中国引向这样的一种前景，而避免动乱的产生，经过这几十年，中国健康的政治力量也逐渐在成熟。
法轮功的朋友们作为一个信仰和修炼的团体，讲究个人道德的完善，我认为他们是健康的力量，在中国，宗教信徒相当多，他们总的精神都是追求向善，追求道德完美，这些信众包括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他们都会成为中国的健康力量。
另外，中国经过了市场经济，虽然是一个很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它毕竟有一定的雏型，在其过程中也锻造出来一种健康的经济人才和力量。他们一旦转化为政治力量的话，他们也会注意到，中国走向法制社会，比那种无序的只靠权钱勾结的社会，更加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也会成为一个健康的力量。
另外，这几十年，也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还有年轻的学子，来到海外留学，回到祖国去，他们也看到自由民主社会是怎样运作和管理的，这样的一些人都可能成为中国健康的中坚力量。
甚至包括一些军队人士，年轻的一些军官也在成长起来，他们也会注意和吸纳先进的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些好的东西，会促使他们走向武装力量中立化、国家化的道路，他们可能会逐渐不甘于做某个个人或政党的工具。
特别是民众总的倾向是向善的，是和平非暴力的，这是民众的一般倾向，有这样的一种民众作为基础，中国社会平稳过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作为中国民主党的开创人士之一，和现在依然在坚持中国民主党事业的人，从建立一开始，就是把和平、理性、公开、非暴力的这样一条政治路线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这样的一支政党初具了全国性的规模，无论是从建党，还是到现在，在全国各地都有，逐渐走向成熟，而且造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为转型之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反对党或者能够去竞争执政党的地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且许民主党的领导人都在狱中，这些领导人的理论、品德、工作经验都是很优秀的，一旦时刻到来，这些人站出来的时候，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但是，毕竟还没有到来，到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也不好轻易地去预测。
记者：您觉得如何能够更好的促进国内国外的民主人士的互动合作，以更好的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呢？
徐文立先生：海内外会有差异，无论是对问题的判断，还是事情的策略和作法上，会有一些不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毕竟是处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中，要求完全协调一致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中共对反对党的活动防备的非常严密，打压得也非常厉害，使得我们在沟通上确实带来很大的难处。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作为一个政党组织，最重要的是政纲。无论是原来的浙江地区和南部地区的筹委会的政纲，还是北部很多地区的党部的政纲，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它主要是政纲上相同，在这一点上，我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在具体事务上或者看法上，是否有差异，并不是非常重要。
当然，当情况发生了变化，能够更好的沟通，能够坐在一起商讨治国大计的时候，这样的障碍就可能消除了。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