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是越共攻占西贡（今胡志明市）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从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的越南战争，主战场在越南本土，却将老挝、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国家都卷了进去，而中、美、苏这三个大国也都在这场战争中恩怨交缠，敌我友互相分化组合。更有甚者，中越原是“同志加兄弟”的盟友，后来也一度变为兵戎相见的仇人。越战使越南南北方军民丧生约二百万人，上百万人投奔怒海，流亡他乡；美国军队死亡五万八千人、受伤三十馀万人。
越战结束后，有关秘密档案相继揭开，世人对这一历史悲剧渐渐有了新认识。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派遣大军赴越南参战，以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挡住“赤潮”，整个中南半岛，甚至整个亚洲，都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没想到，这场战争以南北越统一告终后，亚洲不但没有“全面赤化”，反而出现了北京出动数十万军队“教训”越南的戏剧性变化。中越这一仗标志着冷战思维破产，新世纪国际政治告别了两大阵营平分秋色的局面。
中越两个亚洲共产大国为甚么会从“同志加兄弟”变成兄弟反目、兵戎相见呢？这场战争到底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近年陆续解密的东西方有关档案，提供了解读的关键 。
苏联秘密档案曲线曝光
这些逐渐披露的资料有许多是从苏联解密档案中辗转取得的，其中数据不少属越南国防部和中国有关部门的高级机密资料，它们掩藏在铁幕之后、尘封已久。原来，当年越南政府周旋于中苏争拗之间，一方面，不满中方阻碍其与苏联交往，但也不愿得罪中国，失去中国方面的军援；另一方面，又日益亲近苏联，每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会后常将有关情况通报苏联。另有一些绝密资料，来自美国的解密档案。至于美方如何得到这些情报，至今仍是个谜。内中是否谍影幢幢不得而知。
不少资料是首次公之于众的。例如资料披露，一九**年十月，中国周恩来率外长陈毅、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等人赴河内，与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越共总书记黎笋及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等举行秘密会议。当时三方商定，如美军只是介入南越地面战斗，派机轰炸北越，中国也只派出防空部队赴越；一旦美军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将派出地面部队赴越参战。一九六五年四月，越方正式要求中方派遣支援部队。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第一批中国志愿部队开入越南。从此起至七零年七月，与越军并肩作战，浴血战场。
其后，这一“机密”，由中方通过英国间接转给美国，目的是通知美国：这是底线，不能打破。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认为，中国的介入使美国政府谨慎地决定，不让地面部队越过北纬十七度线，避免了中美两国军队在地面正面冲突，否则，这场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
中国援越军人阵亡逾千
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料则首次披露了中国援越部队伤亡情况：一千一百人阵亡，四千二百馀人负伤。同时还详细披露了中国军队的战绩：中国防空部队在越南对空作战共二千一百五十三次，击落敌机一千七百零七架，击伤一千六百零八架；铁道部队则在越南新建铁路一百一十七公里，改建铁路三百六十三公里；同时入越的还有通信工程大 队、后勤部队、筑路部队、扫雷工作队、民兵等。中国给越南的物资援助，总额达二百亿美元。
六十年代开始的这场越战，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印度支那抗法战争；中越的结盟起于中国支持越共抗击法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披露，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越共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照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他公布的大量数据表明，越南抗法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共十一万六千馀支，各种大炮四千六百三十门和大批通讯、工兵器材及粮食、被服、医药等军需物资。中方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共二十三支队，九十五个团另八十三个营，总计三十二万馀人，最多的一年达十七万人。
中美苏关系左右中越关系
中共和越共这一对“同志加兄弟”，为何会反目成仇？从战争年代的档案中其实已有迹可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丹慧研究有关档案后，向亚洲周刊表示，中越两国关系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际冷战 格局下，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的制约和影响；中苏关系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她指出，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援越南，就要求越南不要站到苏联方面去，甚至要有所行动；后来中国为了抗衡苏联而改善中美关系，又要求越南有所配合，不免予人改变了初衷又要强人所难之嫌。
其实，就是在越战期间，民族主义感情也高于战友关系。亚洲周刊获悉，当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的钢铁厂和纺织厂学技术，上海当局十分厚待他们，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一带的优质民居腾出来让他们住。他们也一直对上海人民怀有好感。可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却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令上海当局吃惊的是，北越人策划在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时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议的横幅。此事被中国方面及时发觉，预先做足了防备措施。在尼克松到访上海期间，北越人受到所在单位和部门的“热情款待”，又是带他们到景点去参观和游玩，又是领他们去高级饭店美餐，哄得开开心心，总算避过风头。双方都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中越民间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另二位中国学者杨奎松、沈志华论及上述变化时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从主张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从反对越美和谈转向联美抑苏，一直发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造成了后冷战时期另一种混沌而共生的局面。
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
李丹慧还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藉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在中越两党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恩仇记”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有时左右了局势，深化了矛盾，加上两国之间历史上从属关系遗留下的成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利害关系，更使积怨日深，以致连蜜月时期的频繁交往及好话说尽的外交辞令也无法消融这些嫌隙，最后使关系迅速裂变。
共产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往往可由两国领导人的言辞交锋中寻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英译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领导人七十七次谈话的珍贵记录文本。中国学者据此向越南学界覆核其中一些资料，加上注释，除选出一部分译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则引入各自相关论文中。
会谈记录显示领袖性格
这些谈话记录了一些事件的蛛丝马迹并再现了领袖的独特风格和魅力。譬如毛泽东经常谈笑风生，以幽默口吻议论天下大事，其个人意志乃两党两国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他主导了这种变化的趋势，也因此影响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邓小平则坦率直言，对越南方面的“误解”敢于不留情面地指出，从他的谈话中正可领悟，七十年代末邓决定“教训”越南原来早有伏线；而周恩来的耐心细致，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主意，似也可略窥一斑。越南方面除黎笋外，参与最多会谈的就是刚于上周逝世的总理范文同。这些谈话记录将为研究两国、两党的微妙关系提供新的历史证言。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有些学者正对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这场战争，进行反省和总结，而今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以亚洲地区学者为主、议题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在香港大学举行。会议由港大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联合组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美国、俄国、挪威的二十六名学者。
参与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大都是中青年研究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等“智库”。他们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并根据美国、苏联解密档案、越南有关文献和中国有关资料、档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辛，同时阐述了许多新锐的论点。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越战与一九**年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中，提出了新论点，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越战起着无形的催化作用，为越战对中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影响作出恰当的定位，从中也可看出当年自感内外受敌的毛泽东，将大政由经济建设扭转为准备打仗的轨道，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
中国首部越战研究力作
上述最新研究成果已汇集于即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书中。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越战研究”的力作，作者们能以较开放的研究视角从事研究，一改过去的八股思辩模式，将中越关系放在冷战时期的大框架中，依据各种解密档案和新的史料综合分析，尽量站在一个公允的立场去阐发论见。此书解读了越战时中、美、越、苏之间错综复杂的较量，全方位解构了冷战中波谲云诡、合纵连横的外交角力和惨烈战斗的源起与祸害。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譬如：关于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研究，对老挝、柬埔寨在这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探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