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户籍调查：北京户口的故事

在一个放学后的下午，小姑娘汪勤勤坐在略显破旧的校长办公室里，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讲述她自己上学的故事。

汪勤勤是北京行知实验学校龚村小学五年级学生，她现在就读的学校原来叫行知打工子弟小学，2003年学校取得了教委的审批手续，更名为行知实验学校。这是一所专门接收外地来京的孩子就读的民办学校，学生中96％为农民工子女，普遍来自低收入家庭。现在在校生3000多人，其中小学生2000多人，初中生 1000人。

在行知实验学校的一份资料上，有一张“十年漂泊图”，显示这所学校搬迁过八次。

李素梅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她原来是河南息县的民办教师。1994年离开老家到北京来谋生，当时几个亲戚的孩子没法念书，她就在一个亲戚的房子里教孩子读书，共有9个孩子。“我不能看着他们不读书。那9个孩子让我太感动了，我教他们认字，一节课，教了一黑板，他们还要求我再教，要求我留作业，要求我考试。学习的积极性特别高。当初的那9个孩子，有的已经回到老家上高中了”。

在汪勤勤的教室里，贴着《行知学生行为歌》，“我是行知生，杲杲旭日升......心中有理想，心中方向明，何惧城乡别，苦学改命运......”

李素梅说，行知学校的孩子小学毕业后，一部分会升入本校初中学习，一部分回到老家读书。初中毕业的孩子面临着更复杂的选择，有的孩子结束学业跟着父母在北京打工，有的孩子回老家念高中、考中专。在北京上高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所有的孩子都得回原籍参加高考。

苦学，是这些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主观努力。但苦学能改变这些农家子弟的命运吗？记者问李素梅老师。“这个事情就没法说了。”李素梅说： “除非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分数一样，否则不会解决根本问题。”

乔豫京：在自己的产权房里“暂住”

在一家媒体工作的乔先生要买房，因为没有北京户口，用朋友的户口在北京昌平区天通苑买了经济适用房。与这个朋友虽为挚交，他还是不得不慎重行事。因为他身边有这样的例子：他的一个朋友用别人的身份证买了一套房子，开始相安无事，后来被借身份证的那个人同妻子离了婚，妻子有权分享一半的房产，麻烦事由此而来。碰到讲道理的事情还能通过协商公平解决，碰到不讲道理的或者双方反目成仇，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只能自认倒霉。

现在，乔先生的房子仍然挂着朋友的名字，乔先生开玩笑地说，现在不能和朋友闹别扭，不然他一生气，房子就成他的了。

“我们现在是在自己家里暂住的外地人。”乔先生说。“我买了房子，有了恒产，我也有恒心在北京待下去，每月交的个人所得税也超过普通的北京市民，为什么不能给我户口呢 ？ ”

陈文林：有了工作居住证也难

同为外地人的陈先生在北京崇文区广渠门有一套自己高价买的商品房，但是户口问题仍然给他带来了不便。

陈先生1993年来到北京，辛苦干了六七年后，事业稳定下来，2000年，在亚运村工作的他，以当时的财力，看中了天通苑的一套经济适用房，陈先生先以一位北京朋友的名义买了它，在购房后20天就办了过户手续，因为是借用朋友的户口，按揭购房比较麻烦，陈先生一次性付清了房款。

2003年，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政策出台后，陈先生的单位在第一批办理的单位之列，给他办了工作居住证。按照政策，拥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居民可以享受北京市市民待遇。虽然有了被称为北京绿卡的工作居住证，但接下来的情况并不像陈先生想象得那样简单。

2004年，陈先生准备把经济适用房买掉，再购买一套商品房。但当他拿着工作居住证来到售楼处时，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听说过这种证件。“那个售楼工作人员说，‘你给我这个没用，你有暂住证吗？把那个带过来。'我当时反复跟他解释这个证件比暂住证还有用，后来那个人说去问问这个证能不能买房。”陈先生对记者说，一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也不知道有工作居住证这回事，反而要我来解释。

董学艺：上了“三险” 心还是不安

董学艺本身是个城市人，但自从三年前从湖南来北京，虽然工作单位都属于事业单位，但因为户口没能迁来，他的那个城市户口在北京就形同虚设了，到目前为止，他也没觉得自己与外地打工人员或农民工有什么不同。

尽管他享有着许多农民工没有得到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尽管他有着体面的工作、固定的住房、稳定的收入，但他始终没法认为自己是北京人。

　　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自己不能是自己买的车法律上的主人；

　　因为没有北京户口，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便远离而去，即使在银行住房信贷也享受着非北京市民的待遇；

　　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考虑到未来子女在上学就业等各方面的不平等，至今仍单身一人。

　　事实上，象小董这样的人群在北京有着上百万，他们的生活质量甚至在许多北京人的生活之上，但因为户籍的限制，小董的档案一直留在外地原单位，养老保险每年也是交在当地，北京的所在单位还建议他将医疗保险也在当地交，这让小董明显感觉到一种城市居民的边缘化甚至真空感。生活工作在北京，医疗保险如果真在外地交，哪天有个病痛灾害，还得千里迢迢叫家乡人来或者回到地方按不知道什么比例、规则去享受所谓的医疗保险？

何有福：打工十几年 没有当过选民

40多岁的四川民工何有福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已经有十几年了。这些年来，他辗转于广东、福建、上海、北京，当记者问起他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行使过自己的选举权时，他说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当记者询问他愿不愿意自费回老家一趟，去选人大代表时，他说，不要说我，我们工地上所有的民工都不会干。

也许选什么人当人大代表，对于何来福这样的农民工来说，并不能比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更让他在意。但对于浙江商人于怀来说，心中就另有一番滋味了。于怀来京已有十年，事业已经发展得很不错，然而他说，自己这么多年在京生活、工作，年年为北京纳税，做了不逊于他人的贡献，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机会在北京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些生活在一个城市里的“外来人口”究竟应该在哪里选举或者“竞选”人大代表－－中国各级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如今已经成为选举工作中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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