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体制的确创造出经济奇迹，不过他无法像台湾一样在政治上迈出民主的一步。这个国家虽然有法院，不过法院却能配合政府的无理做为，不许当地法轮功学员像其他国家的学员一样派发传单。这个国家虽然有媒体，不过他的新闻自由在全球166个国家中排行第144。这个国家也说有人权云云，不过，他竟还保有野蛮的鞭刑。
如果说这就是亚洲价值，那么日本、韩国、台湾应该要大声抗议。
那么，新加坡的李家政权到底是什么政权呢？笔者仔细思索了一下，他应该是海外的一个山大王政权，说白了就是流寇建政，比中共也好不了太多。
说到流寇建政，历史上有一例子：李自成的大顺朝。笔者查了网路上的一篇佳作《甲申三百六十年祭－－李自成“寇者气象”面面观》。读毕后发现，新加坡的李氏政权之心态与习性只有李自成式的“寇者气象”差可比拟。
所谓“寇者气象”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新加坡的严刑峻法是有名的，很多人误以为该国是“法治社会”。其实，新加坡的法治并不是西方式的；而是闯王式的。西方法治讲正义，闯王式的法治其实是独裁者用诸多刑罚特设的一座巨大的监牢。
我们看到新加坡法院将两名法轮功女学员黄才华和程吕金以“未经申请非法集会”，并加控“拥有及邮寄未经批准的光碟”等八项罪名定罪，分别判罚款20,000新元和24,000新元。当两人拒绝接受该判决，表示要上诉时，她们被带入樟宜女子监狱，可能被监禁最长24周。
她们做了什么呢？只是由于她们2003年2月23日在滨海公园炼功而已。
我们看看闯王时期的情况，根据《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李自成一伙的就是专用酷刑的，“许多刑名刑具是闻所未闻的，都被大顺军用上了”。截至今日，全世界都步向文明的时刻，这个号称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坚守的“亚洲价值”并未深入儒家文化的核心，例如用仁义礼智信等来善化人民；反而保留酷刑，做为李家人的统治工具。因此，“酷刑”不可不说是新加坡李家父子对于“亚洲价值”的严选传承。
第二点其实更能说明李家父子的山大王心态。《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中指出，李自成是“一个‘山大王’的集大成者”。
该文中写到：“当发现了崇祯尸体后，李自成曾对帝尸大放悲声：‘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可见李自成对当皇帝心中怯然，不认为自己有受命于天的资格，欲走以往“造反／招安”的老路；既想割据一方象山大王那样不受节制，又能得到正统“真命天子”的荫封，这实在是历史上寇们的共同心态！”
李家父子对中共匪酋的心态也是如此。他们孤悬于南海诸岛的一屿，自然不可能“受命于天”；不过他们倒是很想到北京去“共享江山”，一方面受到红朝主子的荫封，再方面也可继续在新加坡维持其独裁政权。
李氏父子与李自成的“寇”的心态其实很相似。而且，为了得到红朝的荫封与经济上的利益，李氏父子常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除了随着中共法轮功的邪恶政策起舞，压制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合情合理合法的自由炼功活动，李氏父子更巧为中共的说客，压制台湾的民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光耀自己误信了中共设下的经济圈套，导致新加坡在苏州工业区的投资损失。他不仅不警告其他想到中国投资的人，反而在对台湾及李登辉态度附和中共，甚至几乎可说是沦为中共的一个附庸的打手。
这就是李光耀的寇性，也就是他的真面目。
同为李氏宗族，李登辉先生根本不买共产党的帐。可是，李光耀在台海两岸看似居间游走，充当“传话人”，实则为北京游说纵横。李光耀靠向中共，除了经济上的利益外，政治上他也妒忌李登辉先生在台湾推行民主的成就。他不愿新加坡走向民主，是以帮着北京对付台湾。这是两李的最大差异。
其实，新加坡也是被迫宣布独立的，早年也是反共的。不过，当台湾想要独立之际，新加坡却不准；当台湾还要反共时，新加坡已经为中共拉拢台湾的亲共政客。我们不禁要问：新加坡如果这么爱中共，为什么不赶快宣布新中统一，宣布新加坡是中共治下的一个特区呢？
尤其是配合中共的邪恶步调，新加坡成为海外第一个将和平炼功，营救国内受迫害的同胞的法轮功学员判处有罪，虽然该国的法院是李家父子开的，他这么做终将留下一个污点。日后清算中共时，新加坡的执政者必将做为“帮凶”论处。
新加坡标榜的“亚洲价值”其实是其不愿推行民主的一个美丽的口号，他海外山大王的一寇之心态不仅表现在内政上的刑罚，也表现在其对中共的媚态。这是亚洲价值？不！这是新加坡李家父子用亚洲价值与西式文明的表象来包装其草寇政权的一个说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