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生是中国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是和魏京生同期的老资格异议人士。李卫平是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都因组建自由民主党被判过刑。
大纪元记者秦越采访了咨询中心的创办人李卫平先生。他说成立这个中心的目的是想通过加强权利机构的工作人员的人权教育，达到预先防范违反人权的事情发生，以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这个目地是为了改变中华人民权的状况帮助中国公民一些维权的活动,我们大概的 一些想法是现在国际上一些维权活动都事后的一些补救,我们想的一些事后补救就没有 一些事先的防范更好,因为这个事后的补救,不论你做的多么即时,多么周全.这个伤害已经发生了我们也无可挽回了,但事前防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第二,那这个第二就是这事前防范那,这需要的资源比较少,而事后补救啊,需要的资源比较多,这法律司法及 行政上资源的浪费就比较多。”
李卫平说，该中心的计划是邀请法律专家对权利机构人权加强人权教育。
“我们通过的这个途径就是通过这个权利机关的工作者，进行人权教育及人权培训，比如说北大的有一些人权学者。法律专家为他们举行一些人权讲座，我们设计的一些课程是这样的，第一，首先讲的是人权，你为什么要尊重人权，第二。人权的内含很严格，第三是联合国人权协会文件的内容，第四是结合他们的本质工作与行业特点怎么做能做他们的本质工作做好又能达到维谁人权的重点，所以整个是一天六个小时的课程，就这么设计，就藉着通过培训的方式，来进行提高公权力及公权力人权意识及人权 水平。”
在筹建中心的过程中，李卫平等通过函件知会了国务院，国安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的答复是：一切按法律办。因此他们依法申请了执照。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我们在成立这样一个单位,在准备运做这个一件事情,我们就和相关一些部门取得连系,我就通过函件知会了中国中央.国务院.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然后呢我们又通过个人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是呢告诉他们我们在做这个事,另一个就是希望呢以后有一些合作,我们甚至呢希望呢我们的第一个讲座呢就是希望和北京市公安局来讲,可是呢一开始他们的态是度呢就是说一切按照法律来,按法律来呢,只要你不触犯法律,跟我们就没有多大的关系,那我们就是说,那他们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执法者的这个角度,他们就完全按照法 律的角度来做,我们当然就很高兴,我们就一直按照法律来做。”
该中心在筹建过程中，得到了两个国际基金会的支持：福特基金会和欧盟注华代表团的人权代表团基金均表示愿意提供资金。 该中心也得到法国驻华大使馆人权事务官员的支持。
“我和法国注法使馆的两位秘书会见了一次,然后把有关的一些设计思想及计划如何操作等等等等和他们交流一下,也表达了一些思想希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比如说他们是法国搞人权的历史方面比较攸久.经验比较丰富,我们希望他们能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民间机构或相关的维权机构,大家相互的交流一下,他们的态度很积极呀,他们愿意无条件的给以帮助。”
但是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租用场所的友谊宾馆取消租约，当天晚上北京公安局人员找他们谈话，警告他们关闭该中心，他们说：中心不可能拉到业务，也绝不可能拿到基金会的钱。在中心被迫注销之后，两个基金会和法国驻华使馆官员均表示十分遗憾。
谈到当局强迫中心关闭的原因，李卫平说他也不清楚，可能因为当局缺乏自信，对主办者的民运人士身份感到不安。
“为什么会缺乏自信，到底什么原因呢？真是让人觉得很奇怪，按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在提高，这样的话，国家当局应该是自信心愈来愈强，愈来愈强啊，怎么连一个民间小小的维权机构都不允许存在呢？”
李卫平说，2004年人权入宪，但是公民维权却依然艰难，这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你说说维护人权不光是对这个老百姓也好，对这个政府也有好处，现在政府不是在讲这个构建核心社会嘛！以人为本嘛！维护人权都是以人为本也是构建核心社会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嘛！他为什么就…费解，这个我准备以后向这个有关部门，另外向一些学者去请教请教，看看这到底是为什么？真是奇怪这个让人摸不着边际，按照说法的话，你看这个就2004年这个人权入宪了，那么人权就做为一个可以浮上枱面上来做了，以前的话所谓人权都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范畴，资产阶级西方的一个范畴，那么现在中国人也可以享有人权啦！可以堂而皇之的谈人权问题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现在我们正大光明的开始谈了，怎么就谈不下去，这个我不清楚这到底是部门原因还是因为政府原因。”
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表示，对中国政府迫使专业维权的努力夭折深感不满。他说：“中国政府对于他们这种努力加以取缔，这等于是在扼杀社会的积极因素、主动因素。中国政府仅仅靠扼杀和压力解决不了社会普遍存在的维权问题，只会使这些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
刘青说，希望中国政府能撤销对华夏公维咨询中心的这种作法，在法律和政策上找出一条渠道，使民间社会主动维权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和活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