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死于2004年11月28日，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矿难。我们程家死了五个兄弟，留下的11个孩子，未来他们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一位陕西矿工程增胜含着泪说道。
“我也不好过，我遇难时才37岁，两年前妻子过世，现在留下了11岁的女儿刘云和9岁的儿子刘佳。现在他们大概在铜川孤儿院，也不知道日子过得如何？”，刘顺喜也是陈家山煤矿维修三队的工人，他无奈地说道。
“2004年10月20日，河南省郑州大平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事件，没想到我就这么死了。我因为家里穷，4年前下井当了矿工；3年前，我母亲又过世，为了办葬事，又欠下债务。现在留下了老婆、84岁耳聋的老父和9岁幼子，我真对不起他们”，一位河南的矿工刘红彬悲痛地说道。
“我死于2005年4月1日，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荷叶镇的贵达矿井的穿水事件。当时大量涌水击穿砂质泥岩层，并进入与该井副斜井相连的石灰窑井暗斜井，淹没了该井的全部巷道。这家煤矿井是民营矿，根本证照不全，我们都成为牺牲品了。”，一位湖南的矿工不平地说道。
“我死于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的金矿爆炸事件。当时发生事件后，那里的负责人与金矿矿主，对许多采访的记者，都私下送了钱和金元宝，要求他们隐瞒事实，他们真是没良心啊！”，一位山西矿工气愤地说道。
“我死于2003年1月11日清晨，黑龙江省方正县宝兴煤矿的瓦斯爆炸事件。当时瓦斯爆炸的威力真大，矿车被炸得粉碎，连铁门都被炸坏了，空气中充满了一氧化碳。我们死得可真是轰轰烈烈呀！”，一位黑龙江的矿工心有余悸地说。
“我死于2003年5月13日，安徽芦岭煤矿的瓦斯爆炸事件。事实上，2002年4月7日，芦岭煤矿也曾发生过类似的瓦斯突出事件，当时已造成13名矿工死亡；如果矿主能从那次事件学习教训，做好各项瓦斯防范的安全措施，那么我们就不用死了。”，一位安徽的矿工很难过地说。
“我死于2005年４月５日，重庆合川市三汇镇的三汇一矿的瓦斯事件。三汇一矿的矿主，竟然在2002年违反国家禁令，将采煤工作，外包给没有采煤资质与开采突出煤层能力的公司开采。我们成为了受害者，这些黑心的矿主，真是该死。”，一位重庆的矿工生气地说道。
“我死于2005年4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康海煤矿的瓦斯爆炸事件。按乌海市政府在2005年年初的有关煤矿安全事故赔偿规定，每名矿工可以获得赔偿金，将不低于20万元不知道家人拿到钱没有？”，一位内蒙古的矿工说道。
“你可好了，我们死的时候，才拿到2万。你可知道，我们必须要签生死契约，才能当矿工，如果死了，矿主只要赔2万，就了事了。早知道晚点死，就好了。”，一位内蒙古的矿工接着说道。
“那些矿主真没良心，只给矿工每个月三四百的工资；他们宁可赔矿工钱，也不肯增加设备，保护矿工的安全。你要是不肯做，还有人排着队想做呢；他们这种为了赚钱，不管人死活，真是缺德。”，一位矿工语重心长地说。
“根据中共政府的统计，2004年1月至11月间，中国共有5286名煤矿工人死于事故。中国从2001年至2004年10月底，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煤矿事故188件，平均４到７天一件。2003年世界煤炭产量约50亿吨，中国煤炭产量为16.7亿吨，约占全球的35％；全球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约8千人，中国为6434人，占全球的近80％；中国的百万吨死亡率接近4，是美国的1百倍，南非的30倍。事实上，真正发生的事故数和死亡人数，要大于这些官方的统计数。”，阴间的矿工联谊会主席，认真地宣读了这份中共公布的数据资料。
“唉！矿工太穷了，他们真是要钱不要命；矿主为了利益，也不管矿工的死活。你想想山西一吨的煤才卖120人民币，国家把价格压得这么低，矿工的家庭怎么可能富起来？一个矿工，平均寿命只有50岁，死了之后肺部充满了煤灰，永远不会腐烂，你说矿工是不是拿命去换钱？现在山西各地，地层都被挖空了，地下水都被污染了，主要的河川也被污染了？”，一位山西的矿工，终于将心中多年的话说了出来。
他又接着说：“如今的山西，还是一样的穷，以后还是穷。你听山西的火车，一开始时总会发出，穷、穷、穷；然后接着又会发出，还穷、还穷、还穷；最后则发出，真穷、真穷、真穷……。为什么山西永远穷？这都是中共制度性暴力所造成的，你们说是不是？”
这群矿工们，不断在述说自己的故事，他们悲愤的声音，与天空中的乌云一样沉重。无论如何，死亡者说再多，也没有意义了；唯有那些还没有死的人，希望他们能够良心发现，改变这不公不义世界的一切。
天空中的乌云，猛烈地集结在一起，不知道正义的阳光，何时会出现？那些无辜的死难者，他们已经盼得很久了，为什么那么多苦难的泪水与哭声，总是唤不出太阳呢？
20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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