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能狂便少年”
1941年9 月4 日，金庸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第874 期）头条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署名“查理”，这是老师给他起的笔名。文章从训育主任教训他的一位同学的一句话“你真是狂得可以！”说起，题目用的是他的同乡前辈王国维的诗。请看这篇短文：
“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故意的盲目”，情情愿愿地撇开一切理智考虑的结果。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像我们不能希望用六十度的水来发动蒸汽机一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要以微温的情感、淡漠的意志来成就，那是一件太美好了的梦想。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因为事业的够得上称一声“伟大”，一定是“与众不同”，在开始时，在进行中，顽固者固然看了不顺眼，优柔寡断者也未尝会赞同。于是：劝告来了，嘲笑来了，责骂来了，干涉禁锢也来了。如果不带几分狂气，蔑视别人的意见，不顾社会的习俗，这件事准得半途撒手。假使帕理不是凭（字迹模糊）着一股狂气，或许到现在，“北极”还没有在地图上出现；爱迪生没有对工作的热狂，这许多造福人类的发明，恐怕也不会由他开始吧！
在现在，固然那些假作疏狂、装装才子风流的像晋代的纵酒傲世、披发箕踞的也未始不有，但那已经不值得一哂：就是如陶潜的洁身自好，阮籍的明哲保身的消极狂态，也遭遇到它们的没落了。我们不需要温德莎公爵、安东尼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狂，拿破仑、希特勒的征服全世界的狂，因为这种狂气发泄的后果，小则使世界动荡不安，大则将使全人类受到祸害。
我们要求许许多多的，像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般志士追求自由的狂；马志尼、加富尔的复兴民族的狂，以及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等对于真理，对于艺术，对于事业的热狂。
这篇《一事能狂便少年》，便是他的文字第一次公开见诸报端，算得上“处女作”。少年金庸出手不凡，“笔垒”编辑陈向平对这篇文章很欣赏，不久，他从金华到邻近的衢州出差，专门到石梁乡下来看望这位作者，他没有想到此文竟出自一位十六七岁的高二学生之手。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机，成了忘年交。
“人比黄花瘦”
三个多月后（1941年12月7 日），金庸又以“查理”的笔名在“笔垒”（第954 期）版首发表《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一文，提出了自己对“人比黄花瘦”这一名句的独特看法和联想。
这又是一篇精彩的短文：
由于对弱者的蔑视超过怜悯，由于习惯了用严峻的眼光观察一切事物的内在，我对李清照那传诵一时的名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可以说是反常地，保持着一种十分不愉快的感觉。它总使我想到一幅很凄楚的图画：一个瘦小的女人弱不禁风地站在一丛菊花前。因而引起了许多近乎是无可奈何的联想。它使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清照在这句子中是故意显示自己的柔弱，而目的在引起别人的同情。她深深地浸沉在自我怜惜中……
因为在这里我不是来非难李清照，企图用什么她不应当承受的言词来侮蔑这位我们要给予同情的作家。在从前，女子处在被保护者的地位，求得别人的同情常常是一种有效的达到她目的的手段。我是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
人类的精神状态总是处在人性与兽性的冲突下，高贵伟大等等是人性胜利的结果。孟子性善的学说支配了中国几千年。但现代心理学家的意见，人类的本能却大部分是丑恶得使人不能正视的。求得别人同情与自我怜惜也是这种本能之一种。儿童希望得到慰藉，则显示自己的创痛，或甚至自己伤害以得到充分的悲怜，即使是成人，也不致减少一些这类的冲动，不过因了教育与经验，而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罢了。李清照这诗句是这种形式的技巧上的完成，而把自己的痛苦夸张到荒谬绝伦的程度是这类性质的绝顶。比如乞丐们故意毁坏身体以作为生存的手段，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人类的弱点。
对于这些病态的心理，我们要求制止。
李清照以“人比黄花瘦”为得意，而抗战的巨潮并不曾完全夺去这种思想。为了有些近乎肆意谩骂我不愿引用，否则，韩愈的一句批评似乎是颇适宜的：“摇尾乞怜”。
有些人常常以得到别人的同情而骄傲，但我却认为是一种羞耻。因为，无疑的，人家的同情只能（两字模糊）证明你是一个弱者，失败者。
……
我不是对“同情心”有什么否定的意见。相反地，对于真正不幸者的同情我以为是最高贵的一种感情。但故意的做作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人类的弱点应该得到同情，但这同情不应该由这弱点的保有者故意地去求得。
坚强地忍受吧，我们不要怨叹与诉苦。如果你还能够思想，能够行动，你所说的不幸实在是对真正不幸的侮辱。
这是一篇有失偏颇的文字。但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实际上他是在批评“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以及“自我怜惜的心理”。他的观点不一定都对，其中对弱者的蔑视显然不无少年人的偏激，但无疑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独立判断。
“千人中之一人”
1941年12月随着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打响，日寇加紧了进攻。1942年5 月，日寇相继攻陷金华、衢州。衢州中学撤离石梁，迁往偏僻的山区，为减轻负担，校方决定让金庸他们提前毕业。
离校不久，金庸写了一篇六千字的长文《千人中之一人》，大谈他的友谊观，从9 月3 日到9 月8 日的“笔垒”分五期连载，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连载发表的文字。
……
“真正的友谊是一个灵魂存在于两个躯壳中，”亚里士多德说；虽然我厌恶他那种冷漠的感情，怀疑的镇静，过分崇尚理性而俯视人类的哲学态度，但因了这个定义，我就懂得为什么那个最奇伟最有魅力的思想系统，是由这个心灵独力汇集的了。因为我们寻找不到其他适宜的语句来叙述这种关系－－－这种你与你“千人中之一人”（假如你幸而已经找到）间的关系。
中国似乎是一个特别注重友谊的民族，朋友是列为五伦之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变成一句处世的信条（虽然其中带着一些功利的臭味）；必要时来一下大义灭亲或许还可以得到社会的赞许，但对于出卖朋友，没有一个人不是深恶痛绝的。要离杀妻子报知己，最多不过说他一句不近人情，如果杀知己以报妻呢，中国人不会相信有这种事情的，在许多类似的小说中，表现了对人类精神范畴的理想，使我们看到了情操中最完美的形式……
……在他面前你觉得更迫近永恒，你意识到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美好。在他面前你的生活会几乎是纯洁得近乎神圣，一种神明的精神充沛了你的思想。在他面前你因感谢他赞美他而令你卑视最伟大的王国，为了尊敬他－－－相互的尊敬是完美的友谊的必要条件－－－所以即使在最亲密的戏谑中也保留着一些宗教性的严肃，一些希腊式的宁静……
人生中假使没有友谊，我真不知道生活将变成如何地丑恶的一个东西。你想哪，一个没有花儿的春天，一朵没有色香的花儿。生活中失去了主要的精神享受，我们靠着什么的支撑来面对这苦难的人生呢？西塞罗以为这简直是如从宇宙中摘去了太阳。
有人认为，凡在浪漫恋爱最有力之热情流荡的地方，古意义之友谊（表现于同血统之兄弟形式）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现在一切最高尚的情操已趋于所爱的对象了。或许是由于我没有恋爱过，或许是我过分重视友谊，以致不能想象在友谊之外还有什么更高尚的伦理的与美的情操。纵使是经过了真诚的努力，纵使是对于权威学者的尊敬，也不能勉强我自己来接受这种意见。因为我总觉得友谊中没有如恋爱中那样道德上法律上的狭隘与限制的意义；友谊不像恋爱那样必得受性别、年龄等的影响，友谊不必如恋爱那样必需藉婚姻制度来固定那种易于消灭的情绪。
愉快地为他作任何方面的牺牲：地位、权力、财富、生命、名誉、信仰与爱情，以及其他任何物质上精神上的东西……
永远地真实，绝对的真诚。我们可以用幻想来娱乐自己的心灵，却不可为要使他欢喜而说谎。他欢喜的是你真实无隐地忠告他，责备他，而不是温情地纵容他的弱点。因为一个爱朋友的人先想到朋友自身，其次方是他对你的爱。所以只要这忠告确实是对他有益的，虽然有损于友谊，也当直言无隐，所谓益者三友，“友直”是第一。古代的伦理观念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已随时代而大有变迁，只有兄弟与朋友之间似乎仍旧没有什么改变（兄弟与朋友实在有许多地方是共通的）。二千年前孔子认为对朋友当“忠告而善道之”，二千年后的我们仍旧是很热烈地拥护他这个主张。
……
拉洛布夫谷说：“友谊只是一种集团，只是利益的互相调节，礼仪的交换，总之是自尊心永远想得便宜的交易！”培根甚至非常令人惊异地说：“朋友主要的是一种获得权力的工具。”这种友谊确是有的，只是亦不是我这里说的那种“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友谊与利益的计算是不两立的，如“爱生于爱”一样，友谊生于友谊。在友谊中我们的确可以享受到许多利益，但这仅仅是伴附的意外产品，而决不是友谊的动机，友谊的目的物。
不要因了作者的知识与年龄而轻信这是一种对友谊过分天真的理想，也不要以为仅仅是热情而没有世界的青年人可以这样，在情感的宇宙中，是没有任何社会条件的区别的。一个能享受到这种友谊的人真是幸福！一个能有“千人中之一人”爱他的人真是值得最高的艳羡！你无论走到那里，他的友谊永远不离开你，你成功了，他会比你自己更快乐。你失败了，他会比你自己更难过。“所以你永远是不会失败的！”他始终了解你，信任你，鼓励你，扶助你，为你做他所不愿为自己做的事情（如伤害了自尊心而为你去请求别人之类）。你不会再畏惧命运的愤怒，物质的凌虐，人类的恶意。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这正是你所祈求着的永远不变的状态。你求得了生命与生命律令之间的和谐，得到了真、善、美至高理想的实现。这样的友谊中包含了人所企求的一切－－－光荣、爱、和精神上的快乐。你穷，其实是富的；你弱，其实是强的：因为“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是一宗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权力。
“这样的人，我们去寻访罢，即是20年也算不得苦！”因为马太福音中写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一个17岁、高中刚毕业的少年，他心目中友谊是何等神圣，在战火纷飞，前途茫茫的时刻，他一气呵成，写下他对友谊的认识，他对人类最纯洁的友谊的向往与追求。岁月流逝，60年后蓦然回首，不知道金庸这一生是否找到了“千人中之一人”？60年后，他眼中的友谊是否还如此纯净、具有超越一切的地位？
因为当年的《东南日报》不因人取文，兼收并蓄，所以一个无名的少年学子的习作才得以幸存下来。无论如何，这些文字为解读金庸的人生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探寻他少年时代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报人、小说家成长的脉络，是那样的清晰。那是大时代里走过的一代人，即使在其少年期，就对人生、社会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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