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国外,环境的陌生,生活的压力让他们饱尝了背井离乡的辛酸。
翟硕
男,21岁,现就读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
初到异国他乡,迎接他们的是举目无亲、孤立无助甚至受骗上当的遭遇。翟硕高考落榜,在北京的一所民办大学学了两年计算机专业。爸爸一直对他上的不是正规大学耿耿于怀。虽然去英国学语言一年的学费要4000英镑(约合5万元人民币),好大学一年学费要1万多英镑,但他爸爸很看好英国的教育制度,于是就花了1.3万元委托一家留学中介机构,帮他联系去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留学。
前年10月31日,翟硕登上了飞机。9个多小时后到了伦敦。刚踏上英国的土地,翟硕说他就遇到了麻烦:“首先是语言障碍,我需要在伦敦进行落地签证,再转机到苏格兰。虽然出国前我参加过两个英语口语强化班的学习,可伦敦移民局官员的提问我只能听个大概,却回答不出来,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问题不太复杂,无非是‘你为什么来英国’等等,我连蒙带唬好歹蒙混过关了。
“在伦敦转机1小时后,我到达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一下飞机我就傻眼了。出国前中介公司的人说,已为我在爱丁堡安排好了住的家庭,那家人会来机场接我。可我在许多举着牌子接人的人群中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眼看着同机的人一拨一拨都走光了,我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机场大厅里,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目无亲。想到我连那个家庭的地址、电话号码都不知道,有一种被遗弃的凄凉感,眼泪止不住地流,怕人看见就躲进厕所里哭起来,边哭边后悔出国。大哭了一场,才想起给中介公司打电话,就在机场花10英镑买了张电话卡。由于语言不通,卡买错了没法用,好说歹说才换了一张。费尽周折,当学校值班的人来机场把我送到那个苏格兰家庭时,我已经24个小时没吃没喝了。”
金芊
女,22岁,现就读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金芊已在新加坡留学3年了。出国前她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高三的学生,眼瞅着就差高考这一关了,父亲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建议她去新加坡上大学。新加坡有6所公立大学,国际学生一旦考上,可享受80%的助学金,个人承担20%,也就合1万多人民币,和国内一些大学的学费差不多。而且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不像国内的一些大学,学出来的往往是“哑巴”英语。全家人一致赞同金芊到新加坡留学。
金芊对刚到新加坡时的窘况记忆犹新:“虽然出国前我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还是遇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苦。
新加坡虽然华人很多,但当地华人说的话我听不懂。我和一个女孩合租了一间房,房东老太太对我们很苛刻,房间里安着空调,但不许我们用。在房间里热得实在受不了,我就到附近的酒店大堂里做功课,图的是那儿有空调凉快。老太太也不许我们用洗衣机。毛巾被、牛仔裤我都得用手洗。她还不许我们在厨房做饭,只能天天到街上的小饭馆去吃。我们先交了两个月的房租(其中一个月作为抵押金),和我同住的女孩实在忍无可忍,住了1个月连抵押金都不要就搬走了。虽然我也很想搬走,但想到会损失300元新币(约合1500元人民币)的房租就忍住了。
“新加坡的东西很贵,几乎是中国的5倍,我在家时特爱吃零食,可在那儿不敢买,太贵了,刚去的半年我连根冰棍都没舍得吃。很多中国同学都叫苦连天,一个从河南来的同学说:‘要知道出国这样,打死我也不来。’
“刚到新加坡不久,我的留学计划就差点儿泡汤。我原计划先到语言学校学几个月,然后考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预科班,学半年后直接转入该大学。但当我在语言学校结束学习后,把旧的学生准证交给新加坡移民厅,等待办新准证时,接到移民厅的来信,就一句话:学生准证没被批准。这意味着我必须在14天内离境。我顿时懵了。”
于苗
女,20岁,现就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于苗赴美时已是大三的学生了,由于在国内接受的就是美国的师资、教材和全英语授课,初到美国时,她虽然没有太多的语言障碍,但面临的却是与在国内上学时截然不同的压力。
“刚去美国时,我除了学习,还要兼顾打工、做饭、学车、处理生活中各种杂务和人际关系,生活不再像在国内时蜷缩在象牙塔里那样单纯。有的课堂上同学是清一色的美国人,授课内容是文化背景很遥远、很陌生的东西。
教授很鼓励课堂发言,同学们在课堂上都很活跃,发言时出口成章。而我在前几节课上,尽管一直都想插嘴说点儿什么,但喉咙就像被堵住了,始终无法开口。
“终于有了一次让同学认识我的机会,在媒体与政治课上,教授让大家作自我介绍,我很兴奋,站起来说,我叫于苗,来自中国,我刚来美国,觉得一切都很陌生,我不认识你们,又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觉得很沮丧,又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那么聪明,上课时那么活跃,我曾想过要退掉这门课。我很想认识大家,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让我学得更好,我会非常感激的。我说完后,教授激动地说‘Nice,VeryNice’,同学们给我鼓起了掌。终于把憋了好久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觉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他们疲于打工,忍受屈辱,咬着牙挣到了血汗钱,也体会到了奋斗的乐趣。
翟硕
出国虽然才8个月,但翟硕认为自己脱胎换骨像变了个人。“过去在家时,我好吃懒做,花钱没数,三天两头和父母下饭馆,一放假就到云南、青岛、哈尔滨天南海北一通儿旅游。可在国外,我很少在外面吃东西,几乎没出去玩过。我最爱在超市快关门时去买快过期的食品,刚去时买了一大包快过期的面包,吃了好几天,直吃到面包长了毛。青菜也拣便宜的买,一根黄瓜卖10多元人民币,我从来不吃。我把花的每一笔钱都仔细地记下来。我觉得睡觉是浪费生命,有那时间还不如去打工。”
翟硕刚去爱丁堡一个月就急着打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负责收拾40多张餐桌,楼上楼下跑个不停,垃圾袋满了得换,还要切菜、洗碗,老板不让闲着。有一次他不小心把手切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他怕老板看见嫌他笨不让干了,匆匆忙忙就去洗盘子。破了的手在热水里泡了几个钟头,下班时手指已被泡得红肿。
在餐馆他拿的是最低工资,一小时4英镑。后来听说当清洁工挣钱多,一小时5.6英镑,他就改了行。清洁工每周六、日从早上6点上班,干到中午 12点,6个小时中他要分别去打扫3个酒吧。临回国前,我打了3份工。平时每天下午5点至7点收拾4间教室,8点至11点半到餐馆送外卖。周六周日早上6 点至12点打扫酒吧,下午5点至夜里12点半到餐馆送外卖。
“打工受苦受累不说,还受欺负。出国前在我印象中英国人很绅士,可干完活儿工头常常少给或不给钱。我在酒吧打工,两个星期应挣100多英镑,可工头只给40英镑。没办法,只好‘打掉的牙往肚子里吞’。”
翟硕出国8个月,打工挣了2000多英镑,他挺自豪,说:“这些血汗钱够生活费了。”
金芊
“我到新加坡4个月后开始打工。”金芊说,“我教小学生和成人汉语。教小孩1个半小时20新币,教成人一次50新币,这样我的饭费和零花钱挣出来了。每逢周六、周日晚,我还要到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打工,主要接待华人的婚礼。我要拎着20多斤的开水壶不停地走,给65张桌的客人倒茶。壶很沉,水很烫,我不得不用指甲盖垫着倒,一会儿指甲和手都麻了,就不觉得烫了。后来又让我上菜,按当地老华人的规矩,上每道菜都要先举起手托着盘子,然后把盘子甩到胸前,在灯光下给客人鞠躬后再上桌。和我同去打工的同学有的把盘子扔出去了,有的被烫了。菜上桌后分菜要求也很严,分鱼时用刀叉两下就得把鱼刺取出来。分汤时不许一碗一碗地盛,说不吉利,要求一勺汤要分在每个碗里。我还干过酒店的客房服务,一人负责10间客房,整理床,擦家具,收拾卫生间,自带着面包和水,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挣50元新币。
“后来,为了摆脱孤独,我当起了二房东。我租了房东的几间房,留学生来了,我到机场把他们接来,住在我租的房子里,还要帮他们办各种证件,带他们熟悉新加坡和学校。为给一个新来的人买张席梦思床垫,我舍不得雇人运,就自己扛着从新加坡边境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把床垫运回来。床垫足有几十斤重,扛起来很吃力,街上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我。”
金芊当了两年二房东,先后接待过近20个房客,她说:“虽然我只混个不赔不赚,但待人接物的能耐可长了不少。”
于苗
于苗的打工经历也不容易。“我到美国一个月就尝试着在中国人开的寿司餐馆打工,负责接外卖的电话、收钱和领位,一小时挣8美元。我以为接电话很轻松,但一看菜单头就大了,那上面菜肴的名字都是我从没听过的,光寿司就有几十种,我最怕客人在电话里问‘小姐,你们的蜘蛛卷里有什么呀?’我实在记不清那里面除了一只炸螃蟹外,还有什么。记下客人点的古怪菜名和特殊要求如加双份姜等,还要记下详细的地址、电话,否则送外卖的司机就找不到。”
“领位说来简单,客人进门,微笑地打个招呼问声好,把他领到餐桌那儿。可我却在这事上闯过祸。那天晚上,随着清脆的门铃声,走进来一位衣冠楚楚的美国绅士。我微笑地问‘先生,您就一个人用餐?’他彬彬有礼地回答‘是的。’我又按规矩问他‘您想坐桌子还是寿司吧?’他依旧彬彬有礼地回答‘桌子。’ 我突然想起老板说过,如果客人是一个人就尽量带到寿司吧去,餐厅的桌子不多,万一来个开Party的没桌子损失就大了。我于是对那先生说‘您就一个人,不如坐寿司吧。’哪知那位先生掉头就走,走到门口对我说,‘小姐,你犯了两个错误,第一,问我就一个人用餐?第二就是关于桌子和吧台的。’我赶忙说‘对不起 ’,但他已经大步走了出去。赶走了一个‘上帝’,要是让老板知道罪过就大了,我忐忑不安,那一晚工作还出了好多错,最恐怖的是把客人已经被刷过的信用卡又拿来刷了一次。”
尽管打工很累,但于苗想到每一分钟都在挣钱就很开心。挣了钱后,金钱观也随之改变。她说:“初来美国时,不论看到什么东西都会折成人民币,觉得好贵,打工后就感觉好多了,即使在学校4块多钱一顿的中餐也觉得吃得起了。本来嘛,我半小时就挣出来了。好有成就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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