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举国体制，哪来于芬当年的辉煌和后来的伏明霞呢？”清华跳水一案引起了广泛关注，前国家跳水队教练、现美国跳水队总教练陈文波谈了他对此事的一些看法。
陈文波对清华跳水队的做法还是肯定的，“这对小孩肯定有好处，能一边跳水一边学习嘛。但根据当年在国家跳水队当教练的经验，我感觉，清水跳水队要想在不误学业的同时，达到顶尖水平，几乎是不大可能的。”1985-1991年，陈文波是国家跳水队教练，对中国的跳水有较深的了解。
没有举国模式，就没有于芬和伏明霞
陈文波说，“要想达到顶尖水平必须集中训练，美国跳水队正在学习中国的集训制，美国队也认可了中国队的成功经验。”中国队的举国体制已经被证明很成功了，“清华的模式只能说现在有点超前，也许若干年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会自己掏钱让孩子训练，像现在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但现在中国的条件还不成熟。学习和训练两方面发展的话，对训练肯定不太有利。其他项目我不懂，但跳水需要很多时间来磨。美国大学也有跳水队，但成绩不太好。眼看着中国跳水已经是一骑绝尘，将其他队越甩越远。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都在学习中国。美国以前曾是跳水强国，但雅典奥运会一块牌也没拿到，这是亚特兰大奥运会以来的第一次，给美国人的震撼很大。美国想学习中国的长处，举国体制还是有好处的。”
陈文波觉得，这场清华跳水官司的本质，从更深层次来讲，其实是于芬一人在挑战中国的举国体制。他觉得这种挑战是很可笑的，“没有举国体制，怎么可能有于芬，怎么可能有伏明霞呢？1989年伏明霞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时候，只有11岁，连全国比赛都未参加过，就直接参加世界大赛了，当时很多人有意见，按原来的规定，拿了全国冠军或国内的前几名才有参加世界比赛的资格，但当时觉得她的条件不错，就让她参加了，伏明霞的条件好，才重点培养她，她才有更多的参赛机会。”
陈文波说，伏明霞1992年13岁时就获得了奥运冠军，引起外国人不高兴，以后就限制选手的参赛年龄了，以后年满14岁才能参加世界大赛。“如果没有举国体制，伏明霞怎么参加奥运会、13岁就得奥运冠军呢？于芬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名气了，正因为举国体制，才成全了于芬和伏明霞。”
清华跳水队是个怪胎
陈文波认为，清华跳水队可以作为一个试点，如果可行就行，如果不行，就不要勉强了，“全运会是以省为单位来参赛的，清华没有参赛资格，队员没有参赛机会，就别硬撑了。”
陈文波说，不要认为外国什么都好，其实外国为了提高水平，也在学中国。而且外国的大学也有跳水队，但水平不是顶尖的，真正高水平还得靠职业队。清华队边学边训练，就不能达到高水平，队员到了一定程度，为了冲击高水平，就要转职业队，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没必要掐死队员，我不理解为何要签合同？既然这个体制是为了孩子受益，就该给孩子自由，如果孩子认为清华模式不适合他们水平的提高，就应该让他们自由寻找新的地方。”
陈文波说，国外的很多跳水队员都来自于各所大学，但他们是很自由的。清华跳水队如果想学西方，就不要将合同定死，这样会限制了队员的发展空间。“说到底，搞来搞去还是于芬自己想出人头地，将队员拉到自己手上。我挺佩服她的胆量和作为，但感觉就目前来说，于芬这条路在中国可能走不通。”
陈文波觉得现在的清华跳水队就像一个四不像的怪胎：说它是专业队吧，它和国家体制不一样，甚至还有和举国体制对抗的味道，比如拒绝国家跳水队的选拔。说它是俱乐部性质吧，更不像，俱乐部是以锻炼身体、以爱好为目的，这点肯定不是清华跳水队的初衷。
于芬
“清华的训练方法，招生方法都和国内的专业队一样的，但清华又想学国外。美国的俱乐部若有200多磅的孩子要学跳水，俱乐部也只好教他了，清华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他们哪里有这么多精力培训业余选手呢？”陈文波说，“美国的跳水主要是俱乐部，再就是大学。俱乐部只要小孩父母交钱，小孩都可以去。俱乐部很多，一定程度后，队员成绩好了，就到了大学的跳水队，大学给他奖学金，参加美国大学的联赛，大学联赛将全部的比赛项目都包括进去了。大学联盟以学为主，强身为主，规定每个队员每周训练时间不得超过20小时。大学毕业后就自己找工作。清华跳水队与之相比显然不同，像个怪物，小孩没办法注册，只好逃离。于芬心理不平衡，就发生了官司。”
于芬人品有问题
陈文波认为，于芬是出于个人利益或者清华的利益才打这场官司的，并非为了孩子的前途什么的。另外，当年她从国家队出来后，可能觉得气有些不顺。“她在国家队当教练时，脾气不太好，曾经打过队员。当年我和于芬很熟，最初还是很好的朋友，她被重用之前，我们经常在一起交心，谈心，国家队给教练组请了英语教练，只有我和于芬去学习。”
“于芬可能是当年从国家队出来后，气有些不顺，想以清华这种模式，向中国跳水队挑战，挑战国家模式，以后她想用世界冠军挑战举国体制，证明自己有能力。”陈文波分析说。
对于现在于芬的处境，陈文波觉得当年她得罪的人太多了，“这是报应。五年前清华大学有个李成伟，成绩很好（全国第二），却连奥运会预选赛的参赛资格都没有，于芬曾和组织者交涉，结果不了了之。”陈文波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当年于芬也是这样的，她想让谁上就上，想让谁下就下，想换谁就换谁。当年于芬是这样做的，现在轮到她的头上，为何想不开呢？她曾经在这个体制内成功过，应该拥护这种体制才对，现在处于利益之外了，就说三道四，我觉得这是人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