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还是说清楚点，那时，我的领导老出国，一出国都是去考察，我就强烈地建议(好像有三次)他去看看外国的街道有没有当街晾内裤的，他不但没有理我，反而越来越恨我，至最后，国外考察报告会也取消了我的资格。
我就这样被一步步赶出了公务员的大门，并从此开始在全国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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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去了一趟上海，感觉照样好极了，去时朋友老金就给我说，近几年的上海，一入夜来会生出一股巨大的吐纳声息，那是一阵低频的啸声，是从肺里发出来的，是天地常新的吐纳，是地气与人气的胶合，迫人奋激，震人心魄，引领着人的血液跳舞。我以为一个城市年轻，正该有气势和魄力，大概这就是上海给人的最为生动的直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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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让我留恋了，哪怕只是在纸面上翻翻各路过客的留言，哪怕只是看看各路人马对它的挑剔或是嘲讽－－我以为，上海是中国当得起任何责难与质询的地方。
开篇就说：“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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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遍的白眼来……所以，凡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她在喜欢，也在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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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对上海的印象跟他老哥比也好不到哪里：“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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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上海风花雪月象征的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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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同学《上海人的尴尬》也被广为引证：全中国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上海人，这种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也许是近代史开始以来就存在的。“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漠、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市侩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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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本土持续有影响的王安忆则说到了具体的上海豫园：(她)是供人欣赏精微、欣赏小的秒处，针眼里有洞天。山重水复，作着障眼法，乱石堆砌，以作高楼入云，迷径交错，好似山高路远。它乱着人的眼睛，迷着人的心，它是炫耀技巧和聪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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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上海人与北京人》说：上海人的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其中有些人爱虚荣，外表的气派重于实质的内容，有刹那主义的倾向，他们创意优异，但有时也擅长玩弄技巧，也就是说，也有可能进行不负责任的交易，上海人还喜欢乘势推展的步调，不习惯于朴实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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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算是一个意见的集合，然后来说说上海的根：大名鼎鼎的余秋雨同学为上海找到的一个源头是这样的：
“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接着，余秋雨说，这位对儒学侵淫很深的年轻人拜访了传教士利马窦，知道了“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然后还“痴痴迷迷”地与利马窦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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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当然可以算是上海人的精神之祖，这可能也很巧合，因为他最初的学问是跟数学有关的，可以就近习得“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他又是最早跟外国人“混”的，所以，上海很容易就在这两方面跟全国其他地方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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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过松江华亭，这地方实则还有一个人，如果是他成为上海人的精神之父，情况又会朝向什么方向呢？也许与今日就大异其趣了，但可惜的是，他死时太小了，不足以当得父亲之任，而且死的时代又靠得太后了。此人就是抗清的小将夏完淳，被捕后毫无惧色，大骂汉奸不止，所留《南冠集》悲怆凄烈，绝不是今日上海的那些风花雪月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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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确实是有着很浓的洋风气的所在，外滩一带的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群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称，这也使得上海很有文化底蕴似的。洋人带给了上海人太多东西，因为这地方就是一个最早能大规模跟洋人接触的地方，很多种语言，很多种肤色杂汇于此，这跟一个从僻远边野进城的乡民炫耀的资本差不多，卫慧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都该去锻炼身体。我想，其逻辑大致是是这样的：中国人跟在洋人屁股后边干了太久的事，受气也是提面子的事，毕竟，洋人是从更“文明” 的国度来的，这个上海人还是有鉴别的，外国人走了，轮到上海人自己抖起威风来。因为早先什么都见识过了，一切都照着外国的规格来，面子能撑到多大就是多大，所以卫慧有她骄傲的道理。
也因为有着这个底子，时装风潮、游乐方式，或者吃穿用度吧，上海天然地就该引领全国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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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最好说清楚点，这个被称为“世界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临江大道，始建于1845年，当初主要是海关银行、洋行报馆、港口码头、饭店总会的集中地，今日的外滩还主要是以此为基础，并成了上海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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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前后两次到上海拍就的照片与画片上的老上海反复比较着，指认着它的神秘，亲近着它的独特－－这是我热爱上海的主要方式。
有些地方现在已不能去，当年也去不了，但你总是想去，那是一种寻找与融入的冲动，比如那个由英、美租界结合而成的公共租界和独立的法租界，进入它就是进入旧上海的一百年时空。西风滋生，洋气蔓延，各种高视阔步的洋人，跑马飞车，各种巴洛克式、新古典主义、早期现代派、折中主义的“万国建筑”杂陈其间，洋橱窗洋文洋货，路牌、店招与广告，这一切都把五洋杂处的大上海交融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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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着模仿老上海赚钱的电视或电影都学会了《夜上海》，这是那个年代的声息，是那个年代喉咙里的渴望，那个年代的心跳，舞榭歌台，红灯绿酒，声色流波，窄窄的嗓音，尖细的唱针，就为着在半明半昧的夜晚，给不尽的情欲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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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会了人们享乐，“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淳淳海派风，浓浓上海味。”这说的是号称“远东第一游乐场”的“大世界游乐中心”，它曾给几代中国人带来奇妙体验、童年幻想以及对城市的憧憬。戏剧、木偶、皮影、杂技、魔术、哈哈镜、小吃……你能想到的玩乐都能在此找到。想想，在中国，在近代，还有什么盛况堪与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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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杂志，老封套，《良友》，或是旧上海月份牌，或是香烟、肥皂与花露水的广告，图片上的女子大都一例的短袖，雪白的臂膀，明眸俊秀，体态娇媚，仿佛侧着身只为着要把你往她怀里引。她的袍角是生着风的，她的嘴角是微微笑着的，她的眼波，则定是斜斜地飞来，想把你勾着的。许多人就是从这些老广告女郎开始爱上上海的。
我的情况也差不多，可是，一到上海，我却只顾着寻找最现代的风情－－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扑面而来的，容不得躲闪，也不需矜持，你的视线就在它的色彩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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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历史，总是就近地引诱着你，逼使着你去尽可能地了解它。
旧上海多黑帮，多灯红酒绿，多男女浪漫，多欲望纠缠，合在一起，就是上海风情，《花样年华》、《情深深，雨濛濛》、《像雾像雨又像风》以及更早的《风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胭脂扣》、《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海上花》啦，都是用来怀旧的，或是在某种意义上意淫的。
于是，张曼玉、巩俐、梅艳芳、陈冲、叶玉卿、周迅、赵薇，一人一个上海，或露个虎牙，或扭个腰肢，或涂个红嘴，或抛个媚眼，或亮个乳沟，或脱个半身，或剪个开衩，都是欲望梦想中上海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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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衩的旗袍是上海的招牌。有人说它是一种厚重的、老于世故的美，“细瘦浑圆的衣型下最适合包裹一颗受着欲念和矜持双重煎熬的心”。不错，是这样的，胡蝶要把它改良成从旁边开衩，大概鲁迅是知道的，所以，要顺着开衩往大腿根部一点一点地递进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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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旧中国的花花大世界，公认的冒险家乐园，最常用的词汇－－也是同时供批判和引人羡慕的－－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笙歌艳舞，尔虞我诈，很多人只要能把这些词中的一个跟自己挂起勾来，就不会抱恨终生了。
老上海，大上海，还因为它和世界、特别是巴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作过认真统计：它们同是历史文化名城，都崇尚文化、艺术和思想自由；他们都拥有着众多的大学、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他们都拥有各种宗教的经典建筑；都擅长烹饪，崇尚优雅和时尚；都有标志性的塔；有著名的咖啡馆；都有蜿蜒几公里的著名大楼；都有一流的剧院，有堪称一国之最的商业大街，甚至大世界和迪斯尼都是一一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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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臭虫符是上海的一个老行当，臭虫俗名臭虱，亦名虫壁虱，“香娘子”，上海人喜爱睡棕棚，但无奈臭虫太多，常常把人咬得鼻青脸肿，而且被咬的还多半是穷苦力，于是，卖臭虫符的人应运而生，这些精明的小贩一再强调臭虫符必须回家后方可打开，否则不灵，于是有买者赶紧乘车回家，打开纸包来看，却见内里写着两个大字：勤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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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皮包也是老上海一门职业，其法是偷、骗、抢三者的结合，常常的情形是这样的：在轮船码头或火车站，突然过来一人，朝一位妇女怀中的小孩头上一巴掌，挑起事端，小孩的母亲当即不依，肇事者就一边赔罪，一边掏出五元钱说要给孩子买糖吃，并强行将钱塞在小孩手中，妇女随后低头一看，原来放小皮箱的地方却只放着一只咖啡色的大皮箱，妇女又惊又怕地正要查看，于是又过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说这箱子是他的，正在这时，又来一个穿铁路制服的青年对妇女说：“还在这吵哩，我明明看见有人把你的皮箱拎走了，还不快跟我去追？”妇女就跟假冒铁路人员去追，西装先生乘机拎起大皮箱－－原来这只是个空套子，是为了把妇女的小皮箱套进来罩着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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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皮包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记不清是哪一年，总之是前几年，上海的某条街道上张布出这么一条横幅：如有人从后边拍你的肩头，千万别回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骑车人在等绿灯时，一人从后边拍，在你一回头的同时，前边车兜里的东西就被另一人顺手牵走了。这事普遍到要拉横幅，也是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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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把上海当作国际大都会的主要是外国人。爱狄·密勒总结得很好：“上海，这华洋杂处的大都会，这纸醉金迷的游乐场，这遍地黄金的好地方，正是冒险家的乐园……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成卷发美人；单眼皮或扁鼻子的女士，几天后可以变成仪态大方的太太。”
这些说法在类似《子夜》的小说中有着充分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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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曾是个花花世界，嗜嫖成风，贾客、名士、官员、包括革命者，没有不喜欢嫖的，公开的方式就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听书、吊膀子，其中有些“科目”也为工匠车夫之类的人而设，大家都有得玩，玩得火的，还要争风吃醋，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把个花花妓女娶回家去，娶头牌戏子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戏子历来都是跟文化嫖客连在一起的，比如，什么开花榜吧，文化人的那个劲头可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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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清代末年间有称为“书寓”的高级妓女，主要以弹唱陪客为主，卖唱或加上卖身，渐渐就有了些名妓，于是就生出些无聊文人，办报吹捧妓女，或公开选举妓女中的“四大金刚”、“花国大总统”、如1917年第一届的“花国总理”王莲英，出客赴宴，珠光宝气，还和当时一位震旦大学生阎瑞生如胶似漆，谁知没过多久，阎瑞生就把王莲英带至郊外，伙同早埋伏好的同伙将王莲英勒死实施抢劫，后真相暴露，阎瑞生及其同伙被捕，后被判为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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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级的或有个什么艺名的妓女，更多的妓女则是被称为“野鸡”的苦出身，她们或是韶华已过的青楼女子，或则太丑，被老鸨看管着，如果没本事和运气，一夜也拉不到一个客，就要被老鸨用竹板打鞭子猛抽，这些老鸨十分狠毒，折磨妓女的方法简直层出不穷，如将老猫放在妓女的裤裆里，扎紧裤腿裤腰，拼命想逃的老猫就乱咬乱抓，弄的妓女常常下身血流如注，更有甚者，她们还会将头发剪成细渣，撒在妓女的阴道里，使其奇痒难忍，只有拼命地接客，方才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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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乐门舞厅是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七十万两白银建成，号“东方第一乐府”，最大的舞池计500余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跳舞时会产生晃动的感觉；大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小舞池，既可供人习舞，也可供人幽会。舞厅有过许多光辉的历史，张学良时常光顾；陈香梅与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在此订婚；徐志摩与陆小曼是其常客；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慕名到此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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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乐门舞厅还培养出了许多娱乐明星，如梁实秋晚年的妻子韩菁菁就是著名的百乐门“一代歌后”与“大众情人”，她11岁那年，就曾在3000多名应考者中以《卖鞋歌》、《夜来香》、《海燕》三首歌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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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人口稠密，到处都是露天唱曲卖艺的，什么宁波滩簧莲花落，扬州花鼓淮扬腔，常锡文戏的笃班，绍兴乱弹小堂名，以及苏滩、本滩等等，整个儿一个江南民间曲艺大舞台。
如下这些小知识是那个年代最需要随口而出的，否则别人会以你不齿，因为你竟然连这些都不知道：杜月笙最爱吃的是德兴馆的生炒圈子、糟钵头，阮玲玉偏爱的是美心酒家的云腿青鱼饺、紫萝金针菇，汪精卫最欣赏的是松鼠鱼、凤尾虾和美人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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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只破箱进上海，满船财宝返故乡。这绝不是几个上海流氓大亨的神话，其中也就包括好些外国人。
1874年，一个叫欧斯爱·哈同的英国籍犹太人从印度来到上海租界准备发财，他最初
在一家洋行里看大门，业余做点烟土生意，几年之后他把积攒下来的钱款一次性投资购买了当时还十分荒凉的南京路西段地皮，19世纪90年代，哈同的主要精力就只够用来数钱了，当初以每亩20两银子买来的土地已涨了两万倍。于是，远东第一富翁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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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一词可能就于同期出现，其最初意思是专称为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的。但它的来历却很有趣，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发明了一种名为 “亨生”的马车，这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进入上海后，被称为“亨斯美马车”。第一个拥有这种马车的华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而且是花费了数十万银两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当时的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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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说到了几个著名的大亨。
张啸林绰号“三色大享”，浙江慈溪人，1912年随青帮流氓季云卿到上海，先做鸭子卖补药，一步步混成法租界青帮头目之一，开赌城、办妓院、玩女人。其涉猎过的生意有鸦片、纱布、交通、银行等，上海沦陷后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军购运军用物资。后接受日伪委任，准备出任伪浙江省长。1940年8 月被国民党特务收买其保镖林怀部，遭枪杀而亡。电影也是这样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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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流氓大亨”黄金荣，1900年法租界扩张，决定招募华人巡捕。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的黄金荣随即被录用。黄金荣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活络。他用“黑吃黑”网罗线人，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并因破得几起大案，而升任华探督察长，从此飞扬跋扈、胆大妄为，自称 “天字辈”青帮老大，此后，他利用手里的权力，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直到他60岁生日后去职督察长，法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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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后进入黄金荣公馆，得其赏识，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慢慢发迹，贩卖鸦片、开设赌台，并善于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如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多年来坚持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有时出面调解劳资纠纷，并一改传统流氓打扮，身着长衫，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他甚至还出钱购买了1600套《鲁迅全集》。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罪行，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第二天凌晨“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八十万人的总工会一下子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几千名工人惨遭杀害……杜月笙为此得到了蒋介石的褒奖，被封为少将参议；黄金荣看到了自己门下的老辣，就此退隐；杜月笙一下子跃为帮中第一人。后又创办中汇银行，涉足金融业。1937年日本发动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参与劳军，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抗日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
总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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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又是专门叫人怜惜的－－因为几个著名的女性。
胡蝶，原名胡宝娟，广东鹤山人,1908年生。从1924年至1965年，相继拍摄过《战功》、《秋扇怨》、《梁祝痛史》、《珍珠塔》、《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自由之花》、《落霞孤骛》、《啼笑因缘》、《女权》、《胭脂泪》、《锦绣天堂》、《街童》、《两代女性》、《后门》等影片， 1933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发起的力士香皂电影明星选举及1934中国福新烟草公司发起的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连得两元，被人们称为“老牌影后”。 1960年，《后门》一片获日本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1965年，胡蝶正式告别影坛，到台湾居住。后随儿子到加拿大定居，1986年出版回忆录，同年获台湾金马奖，1989年3月23日在散步时跌倒引发中风，随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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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1910年生于上海，祖籍广东中山县，少女时代历经贫困与屈辱。自16岁伊始，共出演《挂名夫妻》、《自杀合同》、《故都春梦》、《野草闲花》、《人生》等29部电影，塑造了从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到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等角色－－这些角色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这些结局似乎也影响到了阮玲玉本人，她从一开始就婚姻不幸，张达民把她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她当作专利品，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黄色报刊的攻击，终于逼使善良而懦弱的阮玲玉不堪忍受而服毒自杀，年仅25岁。
阮玲玉曾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青年男子对她吹捧与求爱的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撕毁，加把锁，一直随身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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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悲剧主角是周璇，她生前拍摄了四十多部影片，录制了两百余首歌曲，从懂事起她就在寻找自己的母亲，以证实自己的出身，至1945年拍摄《凤凰于飞》，几乎是用影片的方式公开寻母，仍旧未果，事态炎凉，周璇整日以泪洗面，悲苦哀泣，终至绝望，于1957年9月22日发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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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说到张爱玲，原籍河北的她家世显赫，曾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祖父为清朝大员。童年时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开始文学创作，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旅居美国。1995年9月8 日，被发现老死于美国洛杉矶公寓。
张爱玲已被公认是上个世纪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她一出生似乎就陷入了悲剧，童年时父母离婚，父亲一度扬言要杀死她，逃出来投奔母亲，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又遇香港沦陷，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不幸……好在读者睁眼，自她被从宣传机器的重重重压下透出一点气来，就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几位作家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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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美女陆小曼，一九○三年九月出生于上海。通法文、英语。九岁由父母作主嫁给江苏无锡人王赓。陆小曼对他敬多爱少。徐志摩与王赓是好友，日久生情，徐志摩试图远赴欧洲逃避，但终因陆小曼病重又奔回北京。后，两人终成眷属，却又让徐志摩的严父不待见，被禁锢在老家浙江海宁硖石，自负自尊的陆小曼随即染上肺病。后，过惯了豪华奢侈生活的陆小曼要求到上海生活，徐志摩只得花月租100多大洋租了一层楼，又雇了十四个佣人，养了车，陆小曼每天总是跳舞、打牌、票戏到半夜三更，还因体弱多病而染上毒瘾，挥霍无度，逼得徐志摩南北奔波赚钱，最终为贪便宜，搭了一架免费的邮物飞机而意外死去。
徐志摩一直想改造陆小曼，陆小曼一直躲避，但她终于彻头彻尾的洗尽铅华－－谢绝一切交游，素服终生地整理徐志摩的文集，以此来表达她迟来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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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正提到过商务印书馆曾雇佣的一位叫黄警顽的专事应酬的人。“只要他见过一面，虽隔了若干年，偶又相逢，不必再请教尊姓大名，即随口而出，称呼什么兄，什么先生，连对方的工作职位、居住地点都一清二楚。”十里洋场就这么锻炼人，当然，这主要是得益于上海人能有这样的精明“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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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开(足旁)人《近十年之怪现状》写到一个陈雨堂，长时间困顿，好几次想去跟一个熟识的伊紫借点钱，都没有成功，因为他是穷人，可后来，陈烧着高香要去山东做官了，伊就主动地把钱送上来了，因为，不久以后，这当初的穷朋友说不定就有用得着的地方，至少，也算攀了个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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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到上海。
方言从来都是一个最近的入口。上海话的争论一直很火热，有人说上海人就是拿这个来跟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据我看这说得有点过了，上海人在一起只讲上海话，跟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讲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夸大。当然，上海话确实难懂、难学，客观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开了，成就了部分事实上的 “排外”功能。在这之前，我学会了很多种方言，但上海话对我真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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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反证，文化基础好的地方总是不那么担心方言的“土”，不怕嘲笑，上海人可能有这点基于对文化的信任以及保守，再则，上海人又不是不说普通话，不但要说，而且还要说英语，甚至日语，这也是一种胸怀与文明积淀，它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急着用语言同别的地方拉开距离与层次，而只是客观上跟世界更同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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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除了说人是外地人，不像个上海人(这里是把上海人当品牌的)，还会骂人是穷人，这有可能是你真穷，可能是你抠门。所以，他们骂乞丐理直气壮，乞丐均愧色而退。在这一点上，穷人和乞丐的分别是很小的，所以，他们要看不起你时，你的地位一下就没了，可是，你要有一天请他一顿天价的晚餐，他立刻就对你恭敬起来。
这算是一些复合现象，可能是夹生的市民化、洋化、奴化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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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排外”还有一大罪证是把一切外地人都称作乡下人。这也要客观分析，有那么一点这种心理不要紧，因为这东西是维护一种地域文化心理的稀缺资源。从历史来说，乡下人遭上海人看不起，在很长的时间内是上海在殖民地时期的跟国际风潮同步，几十年繁华旧梦，张爱玲的旧式女人，殖民地建筑，本土的黑社会与娱乐场，形形色色的洋玩意儿，让上海人开了眼，得了洋风气之先，自然就比外地人多了见识。最方便地把这种反差表述出来，“乡下人”称呼当然是一个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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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今天还以为上海人有着这种粗陋而不合适宜的意识，那就太看不起上海人了，人家那是什么地方啊？欧风美雨的可比一般地方沐浴得多了去了。而市场经济跟世界同步的结果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等观念，不是我们再小家子气地以为他们还处在那个旧上海。
现在的等级意识主要是由金钱造就的，所以，在上海发了财的外地人非但不会有身份上的低人一等，反而有可能要把穷土著看作乡下人了。这时，还在统一着口径说上海人把外地人称为乡下人，就有点不负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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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一般地称“阿姨”是特指的保姆。这跟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不一样，在北方，人们注重亲情，所以，保姆跟当地的人结婚，或是在一个教授家一边保姆一边就考上了大学，这样的新闻不是一起两起，而安徽保姆还几乎成了一个品牌。只有上海不会发生这样的奇迹，保姆，就只是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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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人的眼里，保姆只是一种极为低级的职业，上海一个现今相当有名的女大胆作家，第一次见面就给我喂大麻，我只想跟她聊聊她第一次到上海做保姆的事情，结果她大为生气，大麻也不给我吸，还拂袖而去了，我十分奇怪，这有什么好丢人的呢？常人感觉丢人，你一个作家怎么也这种感受？而且我问这话也有我的道理，毕竟我可是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甚至被几个女演员撵得团团乱躲，这些我都还从没叫过一声苦，有啥？交流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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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见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盯着对方的衣服看，把这当作阅读一个人秘密的所有材料，这对于像我这种故意打扮得很邋遢的人就机会不公平了，当然，我是特例，只要开口说两句话，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喜欢我的第一个上海姑娘就是这样上勾的，我过后还给她说，你对男人幽默的要求还很高的嘛！她说那可不是？你想想，不是个实用的短期情人，我还敢相信你每天都这么好玩？我就说，最好的幽默我只留着来骗美国姑娘。这件事就不多说了，我也是后来才注意到上海姑娘原来真是为了穿着而不惜倾家荡产的，所以，不是有人说嘛？上海女人所有打头都在身上，家里要着火让它烧吧！不过烧之前她们肯定会给财产保个高额点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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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上商店可不仅仅是去购物，它本身就是一种休闲的方式，去看看最新款式，去吸收点新潮元素，如此等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法国老牌时装杂志的《EILE》大陆版在1988年就在上海创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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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重利益，重到要把利益看得甚于一切，一见面就可以谈了，我以为这里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一切交给市场来办，利益会阻止人们做坏人，利益会自动调节社会的需求与冷热，利益才可以更好地合作，当然还可以这样不停地列下去，说来说去都是市场经济观念比其他地方人吃得透，不相信人，不相信德，只相信制度与规矩，从这一点来说，深圳离上海确有很大的距离，它的观念就没有这样彻底，所以，深圳有时会暴出一些让人齿冷的低级新闻，或是出现一些非人道的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
至于上海人骂人“瘪三”，加上前边的“乡下人”，都直指贫穷为不齿，其实全国人民心同此理，不过是一两个称呼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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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市侩当然也有我很不喜欢的，第一，他们还礼太快了。别人上门送情，必出门就还礼，没有合适的礼品也要临时去买，大致价格相当而略贵些。我曾接到一个上海姑娘托我转给另一个要结婚的四川姑娘的礼物(我不知这两个姑娘为我没给她们中的一个结婚有什么想法，我这人面子薄，很不好意思当面问，其实又很想知道，当然，结婚这种事对我来说胆量还需要大力训练，那么多人都敢结婚，我不应该这么怕)，上面还连着一个标价牌，我一把就扯了。后来想起来确实不该把这个小牌子给扯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习惯不好呢？在天津一章中我还会说，急于还礼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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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人情是被置于一种高精密的仪器中测量的，这种仪器叫度量衡，度是揣度，量是丈量，衡是找平。比如，别人请你吃了一顿饭，他为什么要请你吃这顿饭？此为揣度；他请你这顿饭花了多少钱？这是要留着丈量的；最后，我又在什么地方回请他？而回请就有回请的规矩了，首先是地方要略好，而且价要稍超，这就是钱钟书所谓请饭如播种，普撒一遍，挨着收获，而且收获越来越大。这显然都是经过民间反复计算和实践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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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利的宿根当然还零散地深埋在上海的地下，比如，偶尔有人给你指了路要向你收钱，这就有点不好。还有一个例子是上海市第13届中学生作文竞赛，题目本是要求介绍一种技能，结果，作文多有如何作弊，如何骗人，如何吸毒的内容，看得老师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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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才说我最初把上海女孩想成什么了？莫泊桑说，站在柜台边的女孩，目光中总有一种期许，没有亲情的单调午餐以及乏味的男店员，这使女柜台人员嘴角都自然带有某种愤怒，一种想撕咬人、骂人的欲望(那么多人都在说某地售货员态度如何，由此可知态度好的反而都有问题－－她奉行的那些微笑很可能不是真心的，而付出极有可能是以麻木、变态等心理问题为代价的)，不知怎么我就喜欢上了这种姑娘，而且我二十岁左右就肯定了这种姑娘只能到上海去找－－我那时哪知道北京的姑娘－－不但是售货员，还包括餐馆的服务员－－都可以朝我吼“自己去看”、“自己去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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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可以不怎么穿，但一定要得体，有棱有角，要看得见牌子，头要修剪，衬衣要烫，扣子要得法，皮鞋更不得马虎，总之，衣冠禽兽、人模狗样都不是骂人，这是为别人着想，当然，只有一个例外，如果你是名人，你就可以穿得很随意了，这又成了别人为你着想。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利益交换的、比照着的、互动着的，这也是一种规则，一种公认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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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一直跟着美国人看《欲望城市》，城市，国际大都会，就该从欲望上去想办法，让每个人都充满欲望，当然，这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被拔高了的意义，它的教育意义更多的是在更细小的地方，比如，它教会了更多的普通上海人到大宾馆去吃早点，他们只要踏进这个地方，本能地东张西望了，他们于是就已被训练得差不多快优雅了，因为他们又比别的地方人更多地掌握了“你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方法，不用再说吃啦穿的形下之物，欲望首先是为望眼而生的，其中心词只有两个：看与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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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大都市特色也包括一般不往家里带客人，有人说这是因为上海的房子都太小，不好意思把客人带回来，我不这样看，皮蓬跟乔丹打了近十年球，去过乔丹的家吗？科比跟奥尼尔做队友也不短，只去过一次，还惹了事。家是什么啊？贫穷时代互相取暖的一个容器，而且比心理容器更管用，这说明心灵的层次很浅，所以，才把将别人带回来视为一种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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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是超越了这个的，是比这要求更多的。他们去一趟北京、香港，回来会炫耀吗？不会，能记起的反而是香港人如何对上海的钟情，至于北京或是其他外地，要对上海集体贬损，他们才不会在意。想想，你要说某人的城市不好，会有多少地方的人会跳起来！可上海不会，你尽管骂，说不定再过几年，他们还会为你骂它而给你设个什么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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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侃上海人的一些小市民习气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大乐趣，什么上海会议代表抢会议餐，抢虾吃，还强调自己吃得少；即使是个会议照，上海人也想法往中间靠；还有，上海人请客，如果不是生意上的，有可能会把你叫去一家没什么人的餐厅，点几个菜，看着你慢慢地吃，然后一边说，我吃过了。实际上，他带你到这家餐厅也是早就侦察好的，他甚至还有第
二备案，就是那里比这更便宜，只不过，算算车费又确定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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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这都有些什么呢？上海人不烂酒，一路来都吃得快，赶时间嘛！至于吃虾，这东西冷了就腥味儿，抢着吃是科学，会享受，照相之类，以上海为中心，也没什么不好，别的还有上海同学遇不认的字自己查字典，不与同学一起消费，即使消费也要看好是不是平摊。这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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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说上海人重实用还不准确，因为他们还要讲求浪漫，这就使得他们的生活总是像安排在一方邮票上似的，比如，本是用来吃饭的餐厅，他们硬要从中去生出求婚的功能，而且是哪个年龄该上哪家餐厅，都分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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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很多地方都很对我的胃口，比如，他们比较服大哥，不论你通过什么方式证明了你是大哥，他们就会对你另眼相看，给你当众挤牙膏，端洗脚水，旁若无人，好像是你帮他看清了他的本事，比如只适合做买办什么的，当然，他是有野心的，他只是暂时服你，为的是从你这里学两手，日后他一定会想法去生个自己的圈子，也当一回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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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规矩，必须要照办的，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就说明它是禁得起考验或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上海有好几年都没有像北京似的到处翻挖开修了，一次性搞好，一次性形成规矩，这才是最省力的，我哪怕只为这个也极喜欢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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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上海人还因为他们常常能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或是你想做而不敢、不方便做的事。两人闹翻了，从前的交往便都要用来当众清算，什么哪天哪天你帮我买回来一兜子馒头，而我另一次是给你买回的花卷，你虽然只抽了我两支烟，但比你给我的三支烟还多出几分钱，逗这种帐时上海人都很认真，利益基础没有了，友谊、感情全都四散凋零。正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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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呆在上海的时候，听说过这么一起新闻，我最后想了很久，发觉这事本来像是我干的似的。
新闻中说到三个人，邓同学与谭同学、沈同学相约到有地毯的邵同学家去玩。因要脱鞋，邵家此时已有一客人王同学的 “地爱多娜”运动鞋就已摆在那儿，邓同学一见，便要借该运动鞋以便去舞厅潇洒走一回。王同学当然不干，穿好鞋子就想走，邓、谭二同学立即上前阻拦，一定要王同学脱鞋借给他们3天。王同学不从，邓、沈、谭三同学就联手，将没守住高档运动鞋的王同学砍伤后跑了。
因为要让这新闻有头有尾，后来三同学就被抓回来了。这只是个新闻，说明这类事情有些影子，但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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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很多生活习惯与性格还与他们的居住有关，最典型的是石窟门建筑，没有专门的用餐地方，没有厕所，也没杂物间，几口人把房子用木版隔一下，做什么都不敢用劲出声，公用的龙头处、倒尿间总是挤挤密密，眉毛不对眼睛，瞅着瞅着就不顺了，或吵或闹，总之别扭几下，心里的窝囊翻个个儿，人就要舒服一些，这也就是上海人谈事情前的计较，主要是为着后边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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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守时，懂得节约时间，这有殖民时代的生活节奏影响，也跟后来上海的钟表业发达有关－－别小看了这一条，我从前跟父亲抱怨说我时间不够，父亲常常都是这样回答我：时间不够用，再去买只表。这表就主要指的是上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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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是很准确的东西，当然也古板，他们没什么表情，木纳而功于心计，按部就班地做着一切，所以幸好他们懂算计，算计着一切，也就不怕没什么根，有这么市民化的生活，一切就已足够了。当然，钟表还带来“显摆”，有点品味的一两样旧式家具，几个老祖传下的座钟或老式唱机，一遍一遍地擦得锃亮，供在最显眼的位置，把个上百年不到的年轻古董硬生生地显摆成金不换。这就叫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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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钟，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上海航运业的一个工人，司职舵手，由于担心迟到，所以，一口气买了五个闹钟，置放在卧室里，这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还一口气坚持了三十五年，我觉着这事真的只有上海人能做出来。
至于五口闹钟，现在都已被收入上海博物馆了，而在这三十五年当中，这些闹钟坏过没有，它的主人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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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挤车，还不如说在大城市挤车的经历都差不多，有什么办法呢？不挤上不去，常常都是这样的，车还未到站，人群就帖着车身一分一寸地跟着，把着，脑袋使劲往门上靠，这是最里边的一层，或说是被推来搡去的人群眼中的就快得到实惠的一群，每个人都想成为这一群中的一个，都想搭上这一辆，都奋力向利益中心挤过去，于是，紧张、愤怒、责骂、木纳、懊恼，比较起来，当然宁要实惠，也不要这一堆情绪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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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老说“不得了啦”，其实屁事没有，也许是张三走路溅了几脚泥，也许是有人赶了一头骡子从巷道进来了，总之，都“不得了”，这其实是洋人时代的一个活的语言化石，只有犯了跟洋人有关的事，那才真不得了，至“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有点吓傻了，这样，又过了几十年，才又恢复了“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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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一个知名的交响乐团，比起北京的同类乐团来，上海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供它生长得很好，最近的新闻是把个音乐厅整体平移了一下，想想别处直播定向爆破，而它直播的却是连地气也一并搬移，这就足以给人一个信心，即使海平面再上升，把上海淹了，也还可以整体平移出一些东西，当然这也提醒上海，金茂之类的大楼也许就不要再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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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到底有多大吸引力？最近的一个出租司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独特而珍贵的参考样本：仅仅是因为听客人抱怨了几句在上海如厕难，这位司机就茶饭不思地只想着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随后，他花了两年时间绘出了几十公斤的上海厕所分布图，拿到测绘局一问，不标准，于是，他又推倒重来，并邀约上了别的出租司机，又耗时费神若干，终于完成。
这份上海厕所地图后来就做成了书，并在短短的几天中，就销售了七万多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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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还有一点是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习惯靠得很近的地方，那就是不涉他人是非，不露自己隐私，使自己和他人都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个习惯在学术上的养成余秋雨说得很明白：“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当然，他自己可能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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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不及说更多的东西，但有一样必须要说，那就是上海的房地产，很热的产业，可是在它的广告上，经常能看到“配套一般”、“生活环境有待改善”等字样，我以为到处看谎话看多了，看上海人这种实话反而有些不习惯了，我想，这可能跟上海居住着一个提倡说真话的老人有关。
因为上海的真话，因为上边所讲到的一切，我想，这可能是我系列流浪的最后一个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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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我要单独说说，也就是傅雷，从某种意义上，写上海的别的部分我都可以舍去，独独这一篇不舍得。我至今把傅雷看作是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教父，我认为中国所有的音乐学院必须尽快地开设傅雷谈音乐一课，至于讲些什么内容，我随手列下一些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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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傅雷教会了我们什么是古典音乐：“古典主义应是希腊精神包含的乐
观主义，爱好的是健康、自然、活泼、安闲、恬静、清明、典雅、中庸、条理、秩序……误解古典主义精神为古板、严厉、纯理智之人，实际是中了宗教与礼教之毒，中了禁欲主义与消极悲观之毒，无形中使古典主义演变为一种清教徒主义，或是迂腐的学究气，所谓的学院派……分不清这种区别，对任何艺术的领会与欣赏都要误入歧途，更不必说表达或创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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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音乐理论落后或与实践的脱节，傅雷质疑道：“要说中国人头脑不够抽象，明代朱载育(土旁)的《乐律全书》偏偏把音乐当作算术一般讨论，不是抽象得很吗?为何没有人以这些抽象的理论去付诸实践呢?西洋的复调音乐也近乎数学，为何法兰德斯乐派、意大利乐派、以至巴赫、韩德尔都会用创作来做实验?是不是一个民族的艺术天赋并不在各个艺术部门中平均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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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乐器之粗陋与落后，“一定要把土乐器提高，和钢琴、提琴竞争，岂不劳而无功?抗战前丁西林就在研究改良中国笛子，我那时就认为是浪费。工具与内容、乐器上的民族特性，显然关系极大，但是进步的工具，科学性极高的现代乐器，决不怕表达不出我们的民族特性和我们特殊的审美感，倒是原始工具和简陋工具，赛过牙齿七零八落、声带构造大有缺陷之人，尽管有丰富的思想感情，也无从表达，乐曲的形式亦然，总是把民间曲调记录下来，略加整理，用一些变奏曲的办法扩充一下，绝对创造不出新的民族音乐，我们连‘音乐文法’还没有，想要在音乐上雄辩滔滔，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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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乐被戏剧侵占，“我们的音乐不发达，是否同音乐被戏剧侵占有关呢?我们所有的音乐材料，几乎全部在各种不同的戏剧中，所谓纯粹的音乐，只有一些没有谱的琴曲，其他如笛、箫、二胡、琵琶等，不是简单之至，便是外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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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神话剧改编，“新编神话剧《白蛇传》，古人编神话剧仍顾到常理，二十世纪的人改编反而不顾一切，视同儿戏……总而言之，无论思想、精神、结构、情节、演绎、演技，缺点太多了，真弄不明白剧坛老前辈的艺术眼光与手腕会如此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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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音乐的身体表达，“练琴重在于内心的修养，手的紧张和整个身心有关系，不能机械地把它孤立起来，练琴的时间不能过多，不能过少……你的身体居然不摇摆了，这不仅是给听众的印象问题，也是一个对待艺术的态度，掌握自己的感情，控制表现，能入能出的问题，也具体证明你能化为一个意念，而超过了被音乐带着跑，变得不由自主的阶段。(胸中的感受不能完全在手上表达出来，自然会摇摆身体，好象无意识的要‘手舞足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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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以音乐为职业。“我从来不许他(指傅聪)选择了弹琴作为终生事业，直到他十六岁，我对他的倾向与天分不再怀疑才准许……看着周围的青年，很少真有希望的，不是指‘专业’，而是人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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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填词，“对古诗词的平仄韵脚没感觉就谈不上对汉语的音乐性和情绪有感觉……现代为歌曲填词的人都是对音乐太门外，全不知道阴平阳仄，以致往往拗口，至于哪些音可拖长，哪些字音太短促，不宜用作句子的结尾，更是无人注意……电台上播送的中译的西洋歌剧咏叹调，往往无法卒听。”
看看傅雷谈的有关音乐的这些东西，有几样是有了切实的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