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杀十六年之后，中共党内已经不存在什么当权的“民主派”了，就算是党内左翼原教旨主义的邓力群等或右翼相对务实的李锐、李慎之、朱厚泽等也都统统靠边站了，那些对中共自我改造抱有幻想的人们，期望在北京权力圈中能找到不同的声音，机会也是越来越渺茫了。
然而，近年来，在北京政军两界却冒出了一个可以举足轻重的敢言者，他就是太子军的代表人物，中国空军副政委、前朝驸马(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刘亚洲中将。你可别小看了这么个在中共权力高层排不上座次的中将，他显然得到了握有军权的太子军人的拥戴，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竟然能让党头胡锦涛乱了阵脚，并进而影响到了共产国今年以来若干重大政策的左右摇摆。
众所周知，在中共国，公开欣赏美国的民主制度、抨击党内的腐败和专制、倡言政治体制改革、指名道姓或含沙射影抨击毛泽东、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都是很少有人敢于涉足的政治禁区。但，这位将军，却凭着他“无人敢奈我何”的太子党血统，竟然在共产军内外频频发表几乎所有中共国人都不敢、也不能在公共场合触碰的敏感话题，
刘在他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写道：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和对批评政府的知识份子的打压，成了一九八九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其抨击党国现行体制言辞之凌厉，几乎与反共的异议人士如出一辙，甚至某些共产国“愤青”还攻击刘亚洲是党内“亲美、亲台”的人物。
不过，刘亚洲的对内推动政治体制改可不是真的要推翻共产极权；相反，他却是一个狂热的共产军国主义份子。刘在谈及中共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就反覆强调：“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大国策》）”；而在谈到军队时，他又特别强调：“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在军队，军队中团级以上都是精英，即使看起来像草包，也一定是装的”。他认为：“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信念与道德》）”，而中共国这样一个的不发达国家，就必须像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巴西那样，通过军人干政来完成民主化、实现强国梦；尤其是中共要想“红旗插遍全球”，就必须打败现今世界上的唯一超强 --美国。为此，实力雄厚的新兴太子军人要求胡锦涛：1借口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日本，为中共国成为亚洲的唯一的军事超强作准备；2．尽速攻占台湾，以便共产军能前进到与太平洋美军直接对抗的战略前沿。
按照刘亚州们的说法：知识份子只有一张嘴巴，但知识军人除了嘴巴还有枪，除了有枪还有政治贵族的牌照，他们不在乎胡锦涛的中共中央能把他们怎么样。尤其是，中共长期以来极力误导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方便了太子军人借大陆民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向日索讨战争赔款、收复日占领土等正当诉求、不断地在公共场合频频亮相、宣传他们的军事强国梦，从而使这支迅速崛起的太子军成了可以影响中共国政局走向的举足轻重的力量。这，对于想要稳住军委主席宝座、而又在共产军中缺乏渊源的胡锦涛来说，就好比头顶上悬了一把尚方宝剑，利益悠关之下，不能不小心翼翼地在太子军干政和“党指挥枪”的正统模式之间寻求平衡。
* 党国抗日弄巧成拙
由是，今年三月底、四月初，胡锦涛终于选择了迎合太子军、利用共产极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煽动下迅速膨胀的仇日情绪、来缓和中共国内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建立“和谐、强盛”共产国的强硬外向政策，从而使世界惊讶地看到，六四以后十六年来从未被中共允许过的游行示威，竟然在中共国各地合法地出现了。
按照中南海的设计，官方领导的反日运动应该从反对日本进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要求修改日本教科书入手，以彰显中共国在亚洲乃至今日世界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为此，四月二日，共产中办、国办召开电话会议并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反日活动不搞社团间串联、联署；不搞跨地区、跨界、跨部门活动；不搞全国性、跨地区性的集会、游行。胡锦涛甚至更责令各大专院校的政工头目、各公安国安的特务打手亲自参与反日游行，直接掌控“运动正常发展”，以防止被所谓“坏分子”钻了空子。
然而，胡共头的这场政治豪赌，从一开始就场面全盘失控；已经学会了抗共斗争术的中共国人，将官方领导的这场反日秀变成了抗日兼抗共的大发泄。连续三个周末，游行民众网上大串连，全共产国近二十个城市、总共几十万人上街。他们冲击日本使领馆，并同警狗直接发生冲突，深圳更有民众不顾公安局长当街指挥镇压，沿街追打并高呼“打死汉奸”；他们沿街捣毁日资商店、砸烂橱窗，吓得店员赶紧挂出横幅，声称商店是中国老板开的；他们鼓吹抵制日货，却要求共产头目和党国
暴发户身体力行。到了四月二十三日，网上倡议、声明、号召更是一个接着一个；大家众口一词，计划在五月长假期举行全民抗日大示威。这一下子，可吓坏了中南海的匪头们，于是不得不以大逮捕草草收场了中共国的这场抗日闹剧。
事实上，四月三日，抗日民众一走上街头，中共头目就已经觉察到苗头不对了。所以，从四月四日起，共产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就社会各界的反日运动紧急召开了三次会议；而共产中办（中央办公厅）、国办（国务院办公厅）更是三次召开电话会议、三次下达文件，希图控制局势。
来自国安系统的消息说：四月八日，共产中央成立了非常设的对日工作小组，操控反日活动，由罗干任组长，副组长有刘云山、周永康、王刚、李肇星；并且规定，五人小组就事态发展和敌对势力的介入情况，直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与此同时，也是在四月八日，共产中央更下达指示：要限制、控制、劝阻党政机关干部、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人员以及中学校师生参加反日游行，其目的也是害怕全社会卷入党控的大学生反日游行之后，会导致场面失控，抗日变成抗共。
正因为如此，四月十日，中共又下达指令：不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新华门等国家机关、广场集会、游行、示威；不准在外国使馆区域集会、游行、示威、过夜。其后，四月十二日，共产中央再以电话会议明确：要警惕不良份子混入煽动搞事，要警惕境外敌对分子煽动，制造谣言，制造事端。而到了四月下旬，上海、北京的党报腔调突变，纷纷发表说教，要求反日民众“以大局为重”，要“相信党中央能处理好中日关系”，并指称：“大量事实证明，最近发生的非法游行不是什么群众自发的爱国举动，背后有着不良图谋和阴谋策划，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态发展的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准备对抗日民众进行大逮捕、大镇压了。来自公安内部的消息承认：北京警狗奉命进入各单位，调查有能力组织十万人抗日示威的领袖人物；而在上海，特务们比照录像进行大逮捕，仅四月下旬，就有四十二名街头抗议的组织者被拘捕。接下去，四月二十六日，在香港注册、一贯以外维国权、内维人权为主旨的保钓联合会北京总部被查抄；四月三十日，黄金周反日游行组织者郭飞熊连同他的游行示威律师，也都突然神秘失踪。胡锦涛的反日秀，就这样以无
情的逮捕、镇压草草收场了。
* 胡氏媚日引发兵变危机
进入五月，中共喉舌原本对日本横眉怒目的姿态，一下子又回复到了过去的和蔼可亲了；原本似乎阴霾重重的中共国同日本的外交关系，简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出现了戏剧性突变。胡锦涛为修复同小泉政府的关系，素以媚笑外交著称的共产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竟然出人意外地出现在东京，而且还同日本首相约好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举行会见，以体现“中(共)日亲善”。
胡锦涛的出尔反尔，显然激怒了以刘亚洲为代表的太子军。这些少壮军人，本来就对胡锦涛四月十日取消他们的那个“中日青年研讨会”表示极度不满，而在等待了一个月之后，得到的竟然是共产中央派遣党国重量级人物吴仪亲赴日本致歉修好，无异于全盘否定了他们的抗日强国梦。于是，太子军对四代党神完全失望了，决心摊牌了。
来自共产军大院的消息称，少壮军人举行了秘密集会和串连，强烈要求胡锦涛就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二战索赔、收复日占领土等问题明确表态，否则就不惜号召各军兵种签署更换军委主席的呼吁书，必要时更不放弃使用兵变手段迫胡锦涛交出军权。据说，有激进太子军人在军中鼓噪，说当年纳赛尔都能以中校身份取得埃及政权，更勿论如今跺跺脚就能让共产军晃三晃的太子军人了！
五月二十三日凌晨，胡锦涛得悉太子军可能发动兵变的消息后，随即加急通知已经抵达东京的吴仪，取消原定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会晤。其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也向记者宣布，会晤已应中共方要求取消，吴仪将奉召赶回北京处理一项紧急公务。对此，了解中南海高层运作的少壮军人指出，所谓“紧急公务”，乃是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重新研讨对日策略，以安抚军人、防止兵变。
如今，胡锦涛反反复复的反日媚日嘴脸，岂止在共产军中遭到强烈反弹，而且还在党内高层遭到了非议，被指责为中共掌权五十五年后出现的执政幼稚病。共产元老圈传出的消息也说，已有老军头质疑“胡主席”的领导能力，他们称，胡锦涛从“盲动主义”转换成“投降主义”，变化之迅速令人心惊，显示其根本无力处理好各种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一直垂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宝座的上海帮，当然更不会放过这一攻奸胡共头的大好机会；他们指控胡锦涛反日是机会主义、媚日是投降主义，缺少作为党领袖的魄力，吵着闹着要重新考虑党中央的领导人选。总之，一句话，胡共头的红朝宝座已经岌岌可危，共产国的权力之争很可能再暴更大新闻。
五月二十四日北京爱民街共产军大院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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