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场兵祸水厄双重的悲剧，六个月的血刃肉搏后是大水没城，四望无际。20余年后“洪流久徙，沉者复陆”，城中始有烟火人气，而此时已由明到清，又换新朝。
“兵变之祸，从未有惨于吾汴者。”明末亲历战事的开封人白愚3年后惊魂之余，如此哀语。其作《汴围湿襟录》，告白后人“汴人之忠，不使失于寇，终失于水”。那场历时数月的攻守战，在白愚看来汴人并没有输给“贼寇”。
时隔362年后，开封人已淡化了对那场战事是非曲直的纠缠和判断，涤荡过后的记忆告白，仅仅剩下：陈德在西门一箭射盲李自成左目，大水由北门灌入后，开封30万人，存活者2.7万。据史料记载，当年纵然是活着的人，也都“骨磊磊，息缕缕也”。
我喟然追问：“开封人何辜，不死于刃，则死于饥，不死于饥，则死于溺，闯王李自成何利取开封，攻不克而再，再不克则三，三不克始围困之？”
我无从理解，无法回答杀戮的意义。
1641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的开封战事，既由李自成肇起，就该说说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农民军领袖后期的“思想转变”。李自成初期是典型的“流寇主义”，略地攻城只为玉帛女子，过着刀客般的抢掠生活。《明史纪事本末》云：“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后来，李自成“席卷河南，有众百万”，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打江山、夺天下了，行为大变，一改旧式刀客的匪气：“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陷洛阳后，自成一改铲平城墙的“废城”行径，而是委人以守，攻下豫西洛宁，一改焚荡屠夷的滥杀，而是搜罗部分官吏“过堂”之后，推出斩首。李自成三打开封，“掠夺金帛”是次，志在江山地盘，难怪乎久攻不去。这仗打的是“战略”，非打不可。 时汜水县知县周腾蛟曾上言：“汴城不守无河南，河南无保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明官僚中不乏明晓事理之人，只可惜洛阳城陷，开封水没后，果真应验了他的预言。历史赋予开封城没特别的意义，它像明王朝的“滑铁卢”，那一刻的完结决定了明王朝的气数已尽。
当年城中的守备者，不知后来惨然的结局，不知拼死固守到头来还是城破人亡，为何不像洛阳守备者城头反叛，迎闯王以活命呢？我曾读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对此战役进行描述的文字，把城中文武市井的抵抗，说成“反动阶级的顽固不化”。或许开封人头脑简单，错以为杆子都是贪财好杀者，死守以拒，仅是不肯让贼人进城“烧杀奸淫”罢了。战时曾经有此一幕：开封府推官黄澍愤然在曹门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铮铮写道：“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乡绅、士民、商贾纷纷追随，数日集结起一支万人武装，登城御敌。
当年开封之所以能持久固守，实则如“老开封”所言：“烈节在将，忠勇在民。”此乃362年前的实情，一旦市民都舍身逞勇，那无疑是“人民战争”了。
李自成的拉杆子，最后也演化成一场轰轰烈烈有着广泛人民群众参与的战争。是该对李自成再作一次小交代，否则开封战事的前因便糊涂不详。
历史犹如线，也有结点，往往在结点上的“动作”决定了大历史的走向。倘若崇祯二年，明廷没有裁减驿站经费的损招，自成没有“下岗”，倘若次年陕西没有灾荒，也无大批饥民，米脂人也不至于“从贼者十之有七”，二十出头的李自成也不会为“吃饱肚子”，拉杆子走上“杀戮吃粮”的道路。崇祯皇帝无从料及，朱明王朝居然会让“一马夫耳”革了老命。
假设3年后，在晋冀豫被官军困围的闯王高迎祥、西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绰号“曹操”的罗汝才等没有“诈降”一招，瞒骗官家偷得一晌喘息，假设黄河未“冰封成桥”，使得农民军走马越过大河天险，到达河南渑池县的马蹄窝、野猪鼻，历史又该走向哪里呢？
是年，崇祯并没有意识到“贼既渡河”的不祥之兆，他坐守北京只是催令“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五事，必不轻贷”。岂料农民军反倒如鱼得水“荡扫”了中原腹地。此时的农民军尚“流突无定”，忽而突至湖北、四川、陕西，忽而窜入河南，直到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凌晨（公元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斩杀了崇祯叔父福王朱常洵后，崇祯始“心烦懑，辄废餐”，他既不能保此叔父，还能保全朱家社稷吗？
区区银川驿站马夫陕西米脂县双泉里人李自成，居然能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直到康熙年间《米脂县志》还如此说自成，好生厉害的“下岗马夫”，朱由检该明白先祖朱元璋是怎样起事的，也该明白农民一旦不种粮，拿着大刀去抢粮的“力量”。
洛阳失守，开封守军副将陈永福火急赴援，开封城守备就自然虚了大半。李自成得到情报，来了一个回马枪：奇袭开封。
1641年农历二月九日午，西关外乡民争道入城，车辆阻路。百骑农民军伪装官军，不能长驱，故“砍民争路，拥至西门”。防守官看得清楚，急忙闭合城门，城上火石大炮施放，百骑退回。
此后，李自成骑兵三千，“协从”3万抵开封西关。农民军大举攻城，时称初围。
关于那场战事详情，除当事人白愚《汴围湿襟录》外，另有李光壂《守汴日志》可资。其中光壂是守城主要幕僚，在崇祯十四年二月至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时，他不仅身在开封目击农民军围城的全过程，而且与明朝开封守臣高名衡、黄澍等一道谋划守城防务，在开封第二次被围时，他担任左所总社，率社兵（地方武装）守城。第三次守防，其为义勇大社总巡事务，日夜随守臣巡城。《中州先哲传》有其人二围时秉守职责的描述：“光壂与推官黄澍立城头，雪沾衣寸余不知也。”后黄河决口，淹没汴城，李光壂携家乘筏逃向河北，后流寓南京，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病中口述，由其子李銮记录，成《守汴日志》一书，分日记载，委实详细。因李守汴有功，后授知县，“至清，不仕，隐居于河南通许县西李村，后以疾卒，终年六十七岁”。
在开封山陕甘会馆面见馆长韩顺发，我得见此书，那是一本残角卷起、水渍污面的旧书，韩顺发说：“我也是从旧书摊淘来的，别让我讲了，书上都有。”
于是，我开始与一个前世老人进行“晤谈”，操戈双方该是怎样的杀戮：
贼攻西城，城垛口先是桌面、门板以蔽炮矢，似乎抵御不住炮矢轰击，城头兵士手足不能施。十三日生员张坚急中生智，用原木捆绑成筏，宽可跨三至五垛长，又出垛外四五尺，上容十人，“我兵得展手足”。推官黄澍命快手朱光祖督造“悬楼”，一夜成50座，分置城上。
十四日，看起来笨拙无比的“悬楼”在实战中发挥了效应。攻城农民军似乎死伤甚多，惹得“贼怒甚，射终日，箭插城垣如猬”。十五日，农民军以48人为一组扛云梯攻城，一个名叫朱之沧的守城兵士，缒城杀贼得首级一颗，赏银五十两。
李自成原来设想的以奇袭方式夺取开封的盘算落空，连日来又强攻受阻。十六日前往洛阳赴援的陈永福闻知开封遭袭，两昼夜兼程赶回，所部入城前，顺手牵羊式“由孤魂坛穿贼营”进小西关，砍杀一阵后，遂统兵到城下。巡按高名衡令陈永福儿子陈德在城头看得真切后，开水门放入。是晚陈永福一部官军恋战，杀得眼红，一时忘却归城，被清醒过来的农民军围住，直到次日早晨，还在小西关恋战，伤亡颇多。一名官军登上一屋顶，连杀七人，农民军不敢近前，只好乱箭射杀了他。
十七日，自成于西门外巡视，陈永福儿子陈德一箭射中李自成左眼，那一箭是否促成农民军自行解围，无史料佐证，不过翌日黎明，农民军前锋便向西撤离，直到傍晚全部遁去。当陈德射中自成，见“抱头惊拥而去，始知为闯贼也”。
陈德这一箭，后来多被认为是陈永福所射，故在大顺政权劝说总兵陈永福归降时，自成闻说永福忧虑那一箭之仇，遂出言消解顾虑。再后来抗清之太原战役中，陈永福的守城是认真的，然最终“无路可走”归降了大清，这是后话。
河南是朱明王朝的建藩之地，一共有七王在此，宗室财富聚居，可谓富甲天下。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周王朱恭枵居住开封，两人在战时迥异的作为，虽不能左右战局，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自身命运。
周王朱恭枵比福王朱常洵明理得多，大兵临城当日，他不惜尽其家产，“下令民间，有能出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能射杀一贼者赏三十两，射伤一贼或砖石击伤者赏十两”。此举果然奏效，百姓持弩操刀登城者一时踊跃，另周府家丁八百也登西城守御。而洛阳福王却不纳官府意见，“一筹不画，一钱不舍”，十足“铁公鸡”一个，城上兵士军饷不济，食不果腹，多有怨气，这也是促成洛阳守军临战反叛原因之一。城陷后福王家私不仅不保，连他的性命也丢掉了。农民军在迎恩寺搜捕到他，押送他“朝见”闯王的路上，恰好路遇被五花大绑的曾经向他献言捐助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福王竟然大叫“吕先生救我”。“色怖，泥首乞命”的福王被李自成奚落一顿后，打四十大板，枭首示众。
战争的胜负致因颇多，情形复杂。洛阳失守，不是无兵无民可恃；开封固守，不是兵多民勇，而在于非常时期，官家谋划、调配到位，民自有奋勇者。
主动撤围的李自成部向西，连克密县、登封、嵩县。崇祯十四年七月，绰号“曹操”的罗汝才因与张献忠不和，率部众进入河南，同李自成部合营，仗似乎越打越顺手。
自农民军解围西去，次日开封官府便督众修葺城垣，昼夜兼工，十日告竣。
汴人预计农民军还会再来，却未料到有那么多人。
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罗汝才合营逼临开封城下。是日下午，“贼七骑飞奔曹门（东城门），贴伪告示二张于栅上，守关兵士追之莫及”。当晚，李自成老营屯土堤外应城郡王花园内，约去城5公里，罗汝才安营繁塔寺。
二围开封，农民军精兵3万，协从40余万。在明史官方文书中所言的“协从”，往往是新入伙的饥民，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纪律松懈。“精兵”，也即跟随李自成多年征战的“老革命”，他们是农民军的作战主力，每天吃三顿饭，“协从”和随军家属只能吃两顿饭。农民军声势大盛初围。
不过间隔10月，李自成已学会先礼后兵，曹门外告示已少了些杀气，多了些斯文：“即开门投降，一概赦罪纪功，文武官员照旧录用，断不再杀一人以干天和。”最后却狠狠一句：“仍旧延抗，本营好杀恶生。”
二围开封的农民军，俨然以强者居高临下对城内人发话，并对急速膨胀起来的军队开始约束：“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
城内文武官员自感官军不济，祥符知县王燮无奈创立社兵，实则是组织市民参战的临时地方武装。既有社兵，必设社长。
农民军兵临城下的当晚，王燮火急请将，还闹出一场小误会。知县夜遣人召李光 为左所总社，使者误召 父。老父突兀，又适多病，也就推辞不就，惹得知县王燮大怒。乡绅张文光知晓，复往光 家，说“召
，非召 父”。李光 闻知，次日一大早登门见知县，把兵符领了，一小小贡生统左所总社兵。这开封四墙守备，多为文人统领，只有南门是武将陈永福把守。
枕戈待旦的农民军，二十四日攻击曹门至北门一线。
北城外，有明督师丁启睿由南阳赴汴的三千官兵，就濠边筑垒防守。无墙可据的官军，一经接战，全面溃败至瓮城内。此刻，两军混杂其间，王燮即令加土塞门，官军哀号求入，丁启睿也恳请启门放入。当时知县王燮条件反射似的大呼：“此何光景，尚敢启门也？”农民军汹涌纷至，已登瓮城，离大城不过数丈。要说这瓮城具备防御功能，完全可以“关起门来打狗”，可偏偏两兵相混，城头守兵不好援手，一时无计可施。危迫中，王燮议用火攻，以解其危，督师丁启睿吝惜所部将士不忍下狠手。尚在迟疑间，王燮令人众火炬齐抛，城下兵士躲避不及，霎时引火烧身。
一个文人断然出手，让职业军人的丁启睿目瞪口呆，然后是泪流满面。尽管有当事人李光 、白愚事后叙述，但我还是无法透过纸面文字去想像那一幕，火究竟有多大多烈，顷刻瓦解了厮杀，只留下焦黑狼藉的肉身一堆。
没人能说清楚，面对由农民组成的义军的攻城，开封父老何以上下全力死守。官家的卖命、文人墨客的“铤而走险”或许可以注解为愚忠、正统，那王府家奴、商贾、市民何以登城斗狠逞能，在北门瓮城险急中，曹承奉所率周府勇士，备守城门，他们以土封堵城门，没至半，“贼来拆门”，周府人从里往外钩住敌兵，拖扯进来，手刃仇家般地砍掉头颅。
数日后，城上守备缺员。李光 “设钱缗置城上，临时雇募壮丁，每次人给钱百文，饼四个，百姓蜂拥愿雇”。那钱那饼，居然来自商贾的捐助。仗已经打红眼了，无论“阶级”，不问“政治”，给钱就打吗？
“没觉悟、没立场”的开封父老，几近成了扼制李自成、罗汝才凌厉攻势的主力。
仗打到次年的正月初一，要说是旧历新年的日子，1642年开封人忘却了往常年头的祥和，也无法祥和。正月里该是天寒地冻的日子，那一天“贼驱妇人，赤身濠边，望城叫骂”，城里人也不肯示弱，叫来僧人裸立女墙对骂，双方都皆助之大炮轰击。这仗打到了“风流”的份上，玩开裸体战了。
城外李自成是怎么想的，守城的高名衡又是怎么思的，隔多少代了，鸿沟颇深，脑子似乎跟不上古人的思维了。
当日李自成因久攻不克，一怒把大营移到城北三里许立帐。城上人能依稀了见营中往来，遂架起“红衣大炮”一尊，远射过去，正中其营，卷起飞烟灰尘一道，李自成幸免，便移营土城外。
两军相持，双方不免紧张。正月初一前两天夜，城中一佃户名王才，醉后向火，延烧草屋三间，一城惊惑。黄推官恐内细有意，不细究严查，推王才于市斩杀。初三，自成恐丁督师归降部卒反水内应，将其众诱自老营点名，乘其不备，悉数缚手斩杀掩埋于莲池坑内。
初四那天，突然风雪交加。城上“大雪湿衣，兵寒难忍”。巡按高名衡召李光 ，立办2万件棉被御寒，“如迟，定以军法从事”，光 哪里有时间逐户求之，不得已召集社兵，人人筹集。于是每社兵出10件，家有店铺50件，商贾人家30件，原为佃户的社兵也回去告知主人，捐出衣被。是晚，棉被分发给守城兵士。
白愚在其《汴围湿襟录》中，记录官民如此对话：“官军需尔衣被，奈尔妻子冻馁何？”民语：“妻子在家可忍，官军霜立堪怜。”话语之后，老大不小的爷们也都相拥对泣。
明末农民整个战争史，唯河南开封最坚，坚在何处，由此可见一斑。农民军方面也非不用命，也都是“前者死，后者继之”的汉子。在第二次攻打开封实施爆破时，农民军兵士每人冲进城下凿取三块墙砖，完成任务回营休整，不足数的正法。
正月十三农民军掘洞炸墙可为例证。一连数日农民军战士轮番飞至城墙东北角，掘出长长的洞穴，每日往返背负布囊装填炸药。是日，拉出长线，骑兵步兵千余预备濠边等待城炸开缺口出击。一声天崩地裂，砖石腾空，碎落飞溅数百米，设伏待命的农民军死伤惨重，城上城内未伤一人，城墙外壁坍塌，里墙仅厚尺许，依旧卓然兀立。此乃天意援手开封不成？
那不过是一种巧合，它却让农民军士气黯然，萌生退意。次日，“老营贼五鼓拔营，攻城贼未动。午时，贼马飞奔，呼众贼速走。自西北往东南，扬尘蔽日”。
李光 与众守官城头一定看得分明，不然难有上文的描摹。第二天，开封城门大开，守城官家到罗汝才扎营的繁塔寺探看，营地牛、驴、马皮肠肺，间以人尸，污染满营内外。
曹门至北门外十余里，“尸体遍野、断发满地，死伤者无虑十万”。黄推官命地方民夫就地掩埋，十日未能清理。城外遗牛3万头，官家禁止兵民掠夺，时以平素半价卖给农民，另遗妇女三千多，令亲属认领后，尚余三百多口，送尼庵供养。
农民军自行解围后，城墙固修。随后，其他剿匪明军依旧与闯王接战，“终不能扑灭，致有第三次围城之祸”。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二，李自成第三次进攻开封。崇祯急令丁启睿、左良玉等明军来援，明军总数18万，号称40万，在朱仙镇和农民军摆开决战的架势 。李自成主力暂且移师朱仙镇，稍经接战，主力左良玉部七千人避战而逃，李自成于五月二十五复围开封。
左良玉之退却，实在是故意，此人跋扈难用，但崇祯又不便“修理”他。左部号称兵多将广，实际骨干兵力不过2.5万，相当一部分是他招安过来的原农民军部队。明廷明白，一个处置不当很可能使之一哄而散，复为“流寇”。此时的明廷，可资利用的军队一是吴三桂辽东部队，二是湖北的左良玉部队，三是陕西孙传庭部队。因预防满族入关，即使在北京被围攻告急直至覆灭时，也顾及边患没有调动最精锐的吴三桂部。陕西因处决原总兵贺人龙后，尚需稳定军心，解除开封之急，崇祯首先指望的还是左良玉。
对于左良玉这个军阀，崇祯采取了结之以恩的笼络方法。良玉年轻时曾犯军规被削官去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河南归德府人侯洵看中授予兵权，又在辽东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官运亨通。左氏对侯洵感恩戴德。崇祯帝对此了然，所以释放了在狱中服刑的侯洵，委以兵部右侍郎等军职，意在利用他和左氏私交，调动左部与保定、山东、河北等官兵南北合击李自成。
侯洵倒是能通盘考量时局的人，策略是“维城当不急于社稷”，主张各省固守本境，等待时机，他认为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李自成有百万大军在河南，只能蹲着挨饿，到那时再督率左良玉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农民军。
却不说官军能否固守本境，防堵农民军的流动作战。侯洵的主张正好与崇祯的本意相逆，侯洵建议一经提出，立刻被否决。侯洵无奈，只得下令左良玉北上，左明知自己不是李自成对手，全军北上有可能全军覆灭，但还得敷衍侯洵的面子，先行令五千兵卒开拔，声称30万大军随后跟进。这30万人马的弦外之音是粮饷的数字，还算聪明的侯洵明白左的用意，连忙回函言说，无法解决30万人的粮饷，请他不必北上。崇祯起用侯洵不灵，开封无援。同年底，罢侯洵官职，重新将其投入牢狱。
后来，倒是陕西孙传庭部听从明廷的调遣，10万大军是年八月初一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出潼关，途中得到开封已经陷落的消息，改向豫南方向进发，李自成部向西迎敌，两军在郏县接战，孙传庭部几乎被全歼，时在开封水淹城废月余之后。
开封北城墙外，明显地堆积着沙丘。它连绵数里，几乎与北城墙等长等高，四墙外独独北墙突兀，有此地貌，沿东京大道收入眼底的是葱笼的绿色植被，那一向被我认为的不毛之地由黄河冲积淤沙而成，居然草木茂盛，竟成了开封人绝好的游乐之地。
以北城门为界，西边夷园，东边环城森林公园，名字连同那草木无疑是这座城市刻意的规划：环着城墙根，就着沙丘起伏的走势植树造林、圈地造园。假若不是开封人的提醒，谁能设想这地貌形成，居然是一场惨烈战事的遗存？
信步在这北城外园林的汴人，忘却历史了吗？数百年的岁月流逝，伤痕抚平，没有理由责备忘却。掩卷之余，使我臆想古人依旧在天上泪湿青衫。
围而不打 困城粮绝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初二，在拿下归德府（河南商丘），扫清开封外围之后，大军压城。李自成至西城，屯阎李寨，罗汝才屯横地铺，两营纵广约十五里。
“贼后队俱到堤上，贼马往来不断，时有游骑下堤，将至城而旋。”此番三围开封，农民军围而不打。其间农民军在去城南数十里的朱仙镇打援，赶走左良玉部，复回围城。直到九月中旬水淹城没，中间开封守军实际上只有10天的“消停”。
如果没有初围、二围久攻不破后的“谨慎”，围而不打绝不是农民军的性子。三围开封时，河南境内城邑已陷七八，多为农民军掌控，军事实力的天平无疑移往农民军一方。李自成深知开封维城意坚，但久困无粮无援，必不攻自破。不料城内官民的意志，再次出乎他们的意料。
吃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守城军民。
濠外堤内的小麦将熟，两方竞相抢收。相遇时，“兵多贼即走，贼多兵亦趋避”，不日，城边麦地尽收，仅存土堤边麦地未收。
到了五月二十六，开封五门俱开，放兵民出城打草、采野菜。兵士割草喂马，民割草一担，卖价二百文，后涨到三四百文一担。野菜可食，每斤售价初五十文，后五百文。一连七日开封官民启城门以自救。
六月初四，官府从一名叫崔卖婆的妇女身上搜到金银六锭，审讯后知道，此妇假采菜出城，密至闯王老营，言城中事，拿了赏银返回。想必崔卖婆只是投巧，区区一妇女能出卖何等情报？崔氏被斩于市，从此官府禁绝妇女出城。
最初城内还有粮食买卖，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南城名遇春之商人，以二斗粮一两银出价。恰值黄澍到南城巡访，拿了遇春，临刑前遇春央求道：“有麦八百石，愿以赎命。”黄推官厉声呵斥：“不要汝麦，只要汝头。”斩首一奸商，抑制了麦价。不过到了是年六月后，“客粮已尽，民粮不卖，从此乏粮矣”。
黄澍发银，委社兵购买民粮。起初官家还算客气，上门劝说，高价从百姓家中购粮，后来百姓也已基本断粮，不肯出卖余存。官家的客气变成了强霸，不断有官家闯入民宅，翻箱倒柜地收夺粮食。除周王府外，都不免此，到了八九月之交，民粮已经无余可取，饥饿之困到了“人人相食”的绝境。
杀人充饥 弱中示强
到了人人相食的地步，那情状已非文字可述，怎么渲染，文字都是平淡的。开封城死寂，多户人家粮尽的时候，已经无力出户走动，闭门等候死亡的降临。光天化日之下，时有强壮者掳人至背处，杀掉割肉分食之。虽有民间告至官府，官府也已无力侦破。
此时，守城官军被许杀马充饷，竟有将马肉人肉相混，每斤卖价数两，一马可值千金。谚语有“卖狗悬羊”，战时的开封居然有“卖人悬马”、取不义之财这样往史未见的罪恶绝例。
弱民不能杀人食肉者该怎么维持生存呢？只能吃几乎一切不能吃的东西。如水草、胶泥、皮革、中药，甚至新马粪。读到《守汴日志》这一页，人会猛一激灵，然后是一阵恶心。城里多水坑浅沟，水中有一种小红虫，即今天我们拿来喂金鱼的那种，在当年也被饥民捞取，拌葱油炒食，名曰金鱼子。有骑马过来者，尾随一群人，争拾新马粪，捧回炒成淡黄，用水吞咽。先人的叙述令我无法想象，马粪怎能入口？
推官黄澍于九月初一那日，行至曹门，眼见一二人在城墙下，敲人骨吸髓，不忍目睹，旋走之。曹门至北门兵士，每天三四百地饿死，“夜则城头寥寥，处处鬼叫”，铮铮也算汉子的黄澍面北长哭，遂写下绝命词三十首。汴城沦陷后著书《誓肌漫记》，只是失佚，今无从捧读。正是这位黄推官，三围时独擎大旗于曹门，招得万人于旗下结社，并在关帝庙以大铜罄盛酒，手刃鸡血与汴梁豪杰遍饮起誓，结义勇大社。又是黄澍每每凑足一顿牛肉、大饼，大餐之后，屡屡出城与农民军厮杀，居然次次小捷而归。一次，曹门将官高禄领兵夜袭敌营，被对方砍断双手，众兵把他抬回城上，黄推官一见，放声痛哭，给麦一石，米五斗，银五十两。
且不说明庭的腐朽，只说开封，只说黄澍，若是无能，岂能固守孤城数月不破。可见今古事大抵都是“事在人为”。
河水灌城 开封覆灭
历史上只有秦国王贲久攻魏国大梁不下，始引水猛灌大梁三个月，城破，魏国灭，时在公元前225年。秦人像洪水一样迅速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国。而1867年后，又是西来的秦人再次仗着大水灌城，把大梁旧地的开封城给彻底毁掉了。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十四夜，“河伯震怒，水声远闻”，黄河决口，翌日黎明，水至开封城下，“西南贼俱远遁，东南贼溺死无算”。据史料所录，李自成围困开封城农民军躲避不及，溺死一万。九月十六开封守军两营兵抱土塞门，“水从隙入，势不可扼”，“是日，南门先坏，北门冲开，至夜，曹门、东门相继沦没。一夜水声如数万钟齐鸣”。九月十七黎明，“满城俱成河汉”，只存钟、鼓两楼及周府紫金城屋脊、相国寺顶、延庆观、土街等高阜处。时隔3年余，也即由明到清的顺治二年（1645年），河南巡抚宁承勋“由大河泛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20年过后（康熙元年），河南巡抚张自德、布政使徐化成始重建开封城。
关于谁是决堤没城的元凶？明清史料多谴责农民军所为，而李自成大顺王朝毕竟未能坐得江山，也未获得话语权。白愚、李光壂说得也不很坚决，如白愚言：“黄河之水虽起寇祸，实值河水骤涨，是天也，非寇也。”
时至今日我在开封发问，回答的更像反问：“现在更不好说啦，谁会知道呢？”行文至此，姑且把这桩悬案，糊涂悬将起来，再回到历史文字的陈述里。
推官黄澍等被困水城之中，第一时间派家丁两人，抱一木泛水北去，三昼夜始到土堤，时在河北监军的王燮得黄澍手书，面南大哭不止，夜督20余只大船，自乘小船从北门直入城内，与巡按高名衡、黄澍一起到紫金城上救周王，几人见周王后抱头痛哭，后以舟船将周王及眷属五百号北渡而去。随后王燮又促小船多艘，将聚集在城头、屋顶、树上的百姓渐次运抵河北。
趁“水”打劫，似乎不可避免，一些恶兵奸民架舟泛行，窥有财物，乘四边无人，将难民推入水中，杀人灭口。难民渡水者，间有携带财物，多被兵士搜夺劫取。民有呼告监军王燮，王燮立即枭首示众，以肃清道路，保障民众。
其实水没开封时，城上尚有兵卒数千滞留。巡按及时运粮、厚赏，命令兵卒恪尽职守，守备不懈。数日后，农民军也造得舟船或木筏，数千人登上西城，两军居然在城墙上交战两日，后因官军势弱力穷，登船北渡。
登城农民军逐渐增多，城墙地方窄小，军力施展不开。监军王燮决意再战，九月二十六秘密发兵三千，潜登西城，农民军松懈不备，多未携带兵器，忽遇官军袭击，被逼投水亡命。若白愚追述的数字不含水分，无疑官军是一次少见的大捷：溺水死者数千，斩首级500余颗，活捉62人，后押解到北岸柳园全部斩杀。
关于开封城中战死、饿死、溺死的数字，无人能说得准确，十之九亡是古人的概算。白愚说城内百万之众，后奉旨领赈者不足10万；而今天开封人说：“城破后人还剩2.7万，明末开封最多30万人口。”数字不是总结一场战争的关键，或许最该知道的是那场战争终结后的历史意义：开封城没等于明王朝的终结。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京城脆弱得不堪一击。天数也许在两年前已经注定了，无论北京城墙本身多么威严高硕。
其实最好笑的是后来，京城的兵部尚书张缙彦1644年正月居然异想天开地提出派人去开封打捞沉银。国库实在拮据，崇祯听说有银可捞，敦促人火速去办。又觉得名义不雅，即以汴城修复为名，去其积水，捞出沉银，以助兵饷。并欣然批语：“其汴城捞费一事，宜专官密行。”这朝，不灭才出鬼哩！
我不尽其畅的文字该束尾了。我曾经独步开封北城墙，隔着女墙垛口向外看，对面沙丘结群信步的开封人的眉眼，我看得分明，我臆测崇祯年北城守备者也是这般能看清农民军战士的眉目鼻眼。
他们彼此为何而战？为何怒目相视、彼此杀戮？又有谁能真正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