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多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上海也有一位辛德勒式的人物。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南市区倡导建立了南市难民区，前后收容了近20万名战争难民。前不久，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吴健熙向本报独家披露了这段已鲜为人知的历史。
租界内外两个世界
走在如今的人民路上，天是蓝的，街道是整洁的。而时空逆转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时期，当时法租界和华界交界处的民国路(今人民路)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抬头望到的是被战争黑烟染成墨色的云，将法租界与华界隔开的铁栅门南面一侧，聚集着大量难民，铁栅门一打开，他们就如潮水般涌进租界避难。
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大举进犯，造成上海及邻近地区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据当时《立报》估算，在上海的难民不下130万。为避战火，逃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难民最多时达70万，租界内人满为患。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惧日军趁机进入租界寻衅，用铁栅门阻止难民涌入，于是大批难民露宿街头，集结在最靠近法租界的南市民国路，缺衣少食，处境悲惨。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人，儿童每日死亡约200人。
1938年出版，记录上海淞沪抗战始末的《劫后的上海》这样描写当时租界内外两个世界：“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铁栅门外的难民挤在一起，黑压压一片，一边担心头顶飞机的轰炸，一边央求把门的巡捕，“天空中出现一架飞机，就会引起很大的骚动和纷乱，后面的人尽力往前涌，男的哭，女的叫，夹杂着被挤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践踏的惨叫声。”
“独臂神父”建难民区
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吴健熙拿出一本书，指着上面一幅肖像说：“就在大批难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这位‘独臂神父’倡导建立了南市难民区。”
吴健熙所指的“独臂神父”就是当年58岁的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人称饶神父，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
饶家驹1914年到中国，23年里一直致力于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冒险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在闸北被飞弹击伤，被锯去右臂，从此成了“独臂神父”。
到1937年11月初，原先住在南市的居民，十之八九已避入租界，不少房屋空关，加上公共场所甚多，都可作为收容难民之用。城隍庙、沉香阁、老天主堂等，如全部开放可以容纳难民10万人以上。于是由饶家驹发起，开始筹建南市难民区。
最终划定安全区域
饶家驹向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同时，他又向日方提出，对难民区勿施攻击。经过饶家驹的斡旋，终于得到中、日及租界三方当局同意，南市难民区于11月9日正式成立，其位置为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区内治安由中国派出警察200名，携带手枪、木棍维护秩序和安全。
南市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9个分区，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1937年底以后，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名义上仍受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领导，实际上已受制于伪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员会”。
倒撑雨伞接下馒头
“东洋兵要想到上海，几十只兵舰开到黄浦滩。‘八·一三’东洋兵冲进闸北来，杀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车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拼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东洋兵……”今天，已经80岁高龄的李阿连唱起这首童谣时，依然握紧了拳头。
这首童谣是李阿连小时候在南市难民区生活时学会的。
1937 年李阿连12岁，当时母亲已在战争中病逝，李阿连和两个弟弟跟着父亲住在南市区侯家路123号益和堂药店楼上。“我亲眼看到过日本兵在难民区外将刺刀扎进一个穿长衫的男子胸口，那一幕现在还记得……我们原来就住在南市区，在难民区里，我们和从别处涌来的难民一样靠救济生活。”
李阿连清晰地记得，他时常领着两个弟弟到民国路捡馒头大饼吃。“民国路一边是难民区，一边是法租界，靠北街法租界的二层楼上，住着几百户中国普通老百姓，他们每天都做好馒头大饼，从铁栅栏那边扔向难民区内，很多很多难民都到这里来找吃的！”李阿连那时就感慨“中国人就是帮中国人”，对“如同雨一样落下来”的馒头、大饼充满感激。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男子将一把雨伞打开，伞尖朝下，不一会儿雨伞里就接到了很多馒头。小时候的这一幕让李阿连觉得“又滑稽又温暖”。
各方相助捐钱捐物
“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饭吃或者饿了，有4个地方可以找到吃的。”在年少的李阿连看来，当时南市区的居民和难民的生活还是可以的，起码不会饿死。
据李阿连回忆，当时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城隍庙大殿给居民和难民分发大米，开始时每人一天能领到6两米(旧制16两为1斤)；上海市兴圣街毛绒业同仁救济会在积善寺发馒头，一周发一次，每人每次能领2只馒头；在豫园九曲桥上，也有社会团体发馒头，难民们就沿着九曲桥排队；而在老西门关帝庙，每天早上有一个社会团体分发小麦和大米熬成的粥。
“难民区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外组织的实物、钱款捐助。”吴健熙告诉记者，当时上海不少机关、团体承诺供应给养一周或一旬；上海伶界曾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区外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如“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余只送难民区；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拨款5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4万元专用于南市难民区；法租界为救济难民发行慈善奖券，每期所得十分之九拨南市难民区；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中国战区难民100万美元，有部分拨予南市难民区。
难民子女免费入学
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处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了2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另在九亩地阜春街设残老院，收容病残老人130余位。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12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立了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起一个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难民区里，饶神父有很高的威信。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 “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
“难民区里的难民生活尽管艰难，但与栖息租界里的难民相比，他们还是幸运的。
任何一位从公共租界难民营里来的人，对安全区难民的第一印象是，他们要健康快活得多。”吴健熙这样描述。
神父黯然离开上海
日方虽然表面上承认南市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1937年11月12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路窜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起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下午又开来2辆轻型坦克，西向巡行民国路，14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后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
1939 年九十月间，由于日军在上海实行经济封锁，严格管制米、棉、煤等物资，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不得不降低供应标准；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
一直在难民区工作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摩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神父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26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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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难民区大事记
1937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提出“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等4项原则。
1937年11月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答复：“同意该区域(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之进攻，也不在该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或敌对武力行为。”
1937年11月8日，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议定在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中、英文名称。第二天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
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2万余难民，此后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
1939年9月13日起，由于日军对上海经济封锁，加之物价上涨，难民口粮由每日6两减为3两。10月1日起居民停发口粮，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4700人，另设3个收容所安置。
1940年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阿拉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