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年，陈勇先生还在中国大连市外贸部门工作，公司安排他和其他五人赴泰国、澳大利亚、香港考察商贸。临行前数天，大连市公安局来人，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学习、布置任务。来人自称是国家安全局的。会上，此人一是谈外事纪律，二是布置他们搜集所到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情报。这个所谓的“情况”包括：凡是认为有用的或者感兴趣的，只要认为对党和国家有利的情况都要搜集，凡是所见所闻或所接触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感觉是比较重要的情况的，都要详细搜集，并且写成书面材料，回国后立即报告给公安局。
来人强调，这是党交给每一个人的光荣政治任务，一定要重视。陈勇说，他们5人经公安局的人洗脑、交待后均表态，为了祖国的利益，坚决听党的话，按党的要求去做。在出国考察中，他们分别在泰国、澳大利亚逗留了十天，然后到香港，再返回大陆。回到大连后，考察团团长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交给了安全局。报告内容不得而知。陈勇分析，除了国家安全局当面交待要反映的情报外，还包括出国人员在国外的表现，实际上安全局也要视每一个公务出国人员的言行。
陈勇先生定居墨尔本后，结识了一位在悉尼的大连老乡。这位老乡的父亲在中国军界效力，其母在大连市公安局担任中层干部。老乡曾警告他，大连市公安局和安全局在澳洲都安插了人，希望陈不要随便说话，否则没有好结果。6月11日，陈勇先生参加了墨尔本声援陈用林、郝凤军的公众集会后，遂决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声援两人的正义之举。
陈勇先生的经历可以证明，中共在澳洲和海外大量派驻间谍和情报人员，早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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