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论在中国的一段遭遇

“相对论”进入中国后，度过了很长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它和它的发现者，一个被称为科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一个被誉为科学天才。1949年后，爱因斯坦更被宣传为一个谴责美国对内侵犯公民权利、对外扩张军备的反帝斗士。
然而好景不长。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中国紧跟“老大哥”其后，在1953年 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联日丹诺夫的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他对人权、民主、自由的赞誉，统统受到攻击，被认为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

即便在那时的政治气候里，仍有许多中国科学家对爱因斯坦始终保持着深深的敬意。1955年4月，爱因斯坦辞世。李四光和周培源代表中国科学界发了唁电。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悼念长文。文中说：“爱因斯坦的逝世是正义人类的一大损失。他对科学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热爱科学和人类；他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他不知疲倦地为和平、民主及自由奋斗。中国人民深深地哀悼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为人类的和平事业奋斗的伟大战士。”

但不久，苏联的“批判运动”开始发生影响。一个月后，在另外一篇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周培源写道：“我们还应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到爱因斯坦的弱点……他是能够发现物理原理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对于他所发现的原理的哲学观点却是唯心的。错误的哲学观注定会阻碍他在科学上的进步。我们应该批评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从而更好地完善他的理论，以便更有效地研究现代物理学。”

自此，爱因斯坦的形象在中国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光彩。中国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最初受苏联的影响。但是，在苏联已停止批判的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相对论的批判，却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得愈发激烈。

1965年，《中国青年报》开展了一场是否应该“又红又专”的讨论。爱因斯坦被重新发掘出来，成为一部分人的论据，他们说，一个人即使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为了反驳这种观点，4月，中国科学院的两名人士撰文说：爱因斯坦不是一位超越了阶级和政治的科学家。事实上，正是爱因斯坦建议美国制造原子弹，使之成为美帝国主义手中一个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热爱和平国家和人民的砝码。接着，他们就爱因斯坦没能创造一个完美的统一场论有限宇宙说的“愚蠢结论”，批判他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的世界观。这场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以至于钱学森也受约写了一篇讨论文章。钱同样也用“原子弹” 一例，来说明爱因斯坦并未脱离资产阶级的政治。

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自然科学界的批判运动被提上了日程。由于早有“前科”，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一个突破口，发起这场革命的理由是：“只有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

这场批判运动首先由一个来自湖南醴陵中学的数学教师引起。1967年，这个老师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宣传他的关于“场论”的“革命性理论”。1967 年底，他以“京区场论小组”的名义印发了一篇论文，以毛主席语录作为理论依据，批判物理学中关于场的理论。相对论被批为“没有跳出机械唯物论的泥坑”， “完全违背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物质的矛盾运动规律”。这篇论文引起了中科院革命委员会的重视，认为其是“用毛泽东思想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方向是对的，是新生事物，应该支持”。

1968年3月，中科院破天荒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在成立伊始，便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并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其成员及外界干脆将之简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1968年6月，学习班印发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

相对论的“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了增强说服力，此文引用了未发表过的毛泽东1937年的哲学讲稿中一段论哲学中的相对主义的话，同时又搬出了林彪的一段话来论证光速不变原理的“错误”。

这篇文章被上送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与此同时，学习班更积极地收集材料，酝酿和撰写后继文章，其成员也在不断增加。

第二篇批判相对论的文章在一年之后完成。1969年8月，《相对论批判》

（讨论稿）问世。它宣称：“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

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该文提出了一个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

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作出客观判断。这个论据如此“有力”，本来一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人也不敢再为其辩护，因为：谁要替相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的卖国贼。

两个月后，《相对论批判》（修改稿）完成，并散发到全国各地，鼓励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

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个批判运动极为关注，作过多次指示和部署。这篇批判文章准备在《红旗》上公开发表。

因对这一批判公开发表的后果没有把握，1969年秋，时任中科院负责人的刘西尧召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除了“学习班”的代表，受邀与会的还有竺可桢、

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等。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也在邀请之列，但他拒绝参加。“学习班”代表强调了推翻相对论的必要性之后，刘西尧请科学家们发言。

钱学森婉转地说：鉴于爱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国际影响，恐怕我们应该对此事慎行。

竺可桢则直接批驳那个“珍宝岛论据”，指出苏联与中国同在一个地球上，同用一个参照系，因此，根本无法从相对论得出那个“无法作出客观判断”的结论。

吴有训则说：“我认为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仔细思考，如果我们发表了，将会成为一个笑柄。”

会后，被特地从陕西汉中召回的周培源对刘西尧说：如果在《红旗》这样一个世界性杂志发表这样的文章，将来，大家都会陷入尴尬。“相对论是可以讨论的，但无法被推翻。”

这些大科学家们不同程度的反对，表明科学良心不会轻易泯灭。

1970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开集会，要求全面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甚至要求中小学生也参加进来。

在这种明确表态下，中科院革委会专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和刊物编辑部。三个月后，批判专集出版，名字叫《相对论问题讨论》。这本文集收录的六篇文章中，有一篇较客观地肯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但其余五篇都不遗余力批判相对论，尤以上海一个中学教师的文章为甚。他说：“爱因斯坦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科学上也是十分荒谬的”；“光速不变原理是形而上学的谬论”；“光速不可超越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1970年，这场气势汹汹的批判运动的阵地转移到了上海，成为姚文元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的重要任务。此时，爱因斯坦成了“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相对论则是中国某些反动派用以争夺青年一代、“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指导一切”的影响，包括数学、心理学、遗传学、化学共振论、机械学、电磁场理论……甚至建筑学和优生学都没能逃脱“资产阶级反动学术理论”的待遇，哥白尼、伽利略、巴甫洛夫、居里夫人、维纳、孟德尔、摩尔根、麦克斯韦、鲍林等知名科学家，在这个东方文明的摇篮，都成了反动学术的代言人。

轰轰烈烈的批判相对论运动持续到1976年，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

大部分充斥了毫无科学依据的夸张“梦呓”。

那个年代，尽管面对政治压力，这项批判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件“蠢事”。许多“学习班”的最初成员在批判中期相继转向。

1977年，筹备14年之久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终于正式出版。

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的终结。

也正是在那时，一位清华附中的高中生胡大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拨乱反正”后的《爱因斯坦传》，从此迷上了爱因斯坦研究。此后若干年，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个少年时代的“偶像”。留学海外后，他有机会用近10年的时间，进行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课题研究。

胡大年这样概括中国社会变迁与相对论传播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战乱是爱因斯坦未能访华的根本原因。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耽误了理论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六七十年代的极左政策和极端实用主义，造成了社会上对基础理论科学的蔑视，成为导致批判相对论运动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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