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模式不是必须模式。东欧几个共产国家没有出戈尔巴乔夫，共党政府也倒台了，这是那些国家人民数十年艰苦抗争的结果，不是等待的结果。
在此，我要谈谈中国为什么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为什么人民积极抗争是必要和唯一之路。
中共内部不会像苏共一样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是因为中共和苏共有两个根本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苏共自斯大林以后的各届领导人没有再继续群体杀人。斯大林以后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杀人恶行的揭露，就已经为苏共抛掉了群体杀人的历史包袱。虽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斯大林杀人恶行进行掩饰并用强化的警察制度来镇压异见分子，但他也绝不继续背这个群体杀人的包袱了。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苏共历史上由斯大林对人民欠下的血债已不再是他政改的障碍了。他通过开放舆论、实行公开化来冲击旧的僵化的思想体系，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促进了社会和谐，厘清了历史责任。
中共则不同，毛泽东后的邓小平不但不汲取毛多次发动政治运动群体杀人的教训，反而认为杀人是必要和正确的，并还在世界的关注下制造了六四惨案。江泽民靠着六四镇压有功上台后，并没有放下屠刀，他对法轮功进行残酷镇压和群体杀害，成为又一个屠夫。胡锦涛上台伊始就提出要在意识形态上学习古巴和北朝鲜，说古巴和北朝鲜经济落后只是暂时的现象。像这种思想严重僵化落伍的人当然不会改变前任镇压杀人的惯用手段。所以，他对新闻言论的压制封锁，对民运人士和法轮功的镇压杀害比前任江泽民更有甚之。毛泽东后的中共历届掌权者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既欠历史旧帐，又背上新一轮镇压屠杀人民的新帐。中共到了今天这样新旧罪孽沉重的地步，会变得愈来愈惧怕人民，对各种风吹草动也会愈来愈敏感和胆战心惊。这就是为什么每年六四，清明或其他敏感日期，中共都如临大敌。
中共血债背到今天仍不停止继续杀人，这就注定它根本不能向人民让步，因为它知道，一让步，人民就会奋起找它算帐，并且是新帐老帐一起算，中共经不起这种清算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人民的民主诉求一次次地被扼杀，连六四这么大的民主运动也以失败告终。在这种风声鹤唳样的严密控制下，任何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怎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呢？
第二个不同是，苏联政改时，苏共特权利益阶层并没有形成像中共现在这样如此巩固强大的特权既得利益阶层。
自六四后，中共的经济改革就已经步入歧途。中共特权阶层以经济改革为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侵吞人民的财富。企业的当权者肆无忌惮地私分国家企业成为普遍现象，致使许多企业开不出工人的工资，可企业的头头脑脑却都有汽车洋房和高额存款。中国由此形成了这个蛀虫式的特权既得利益阶层。
另外，六四屠杀后，中共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大力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地赚钱，致使腐败制度化。政府实行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甩包袱政策致使学校医院中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不择手段赚钱的行列中，导致众多从事高尚职业的知识分子由此发财得益转而附炎趋势为专制政府说话。经过十六年的经营，中共确实达到了它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海外经济学家说六四后中共使经济改革步入歧途，并同时中共成功地收买了知识分子。
更糟的是，六四后的几年中，别说特权既得利益阶层飞速发展形成并得到巩固，就连中国的黑社会也很有规模了，在政府司法机构包括警察机构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在中国做生意要买通黑社会，黑护商，商养黑已是普遍现象。今后，中共仍会继续保护它扶持长大的特权既得利益阶层，而特权既得利益阶层也自然为中共说话做中共的坚强后盾。
明眼人都看得出。中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利用人性恶搞经济来巩固它的邪恶政权的。中共致使现在的中国社会全面腐败，社会道德全面低下，社会良心难以生存。它所谓的经济改革是利用它手中的权力对人民进行又一次的掠夺，对国家财产进行又一次的瓜分。结果是，贫困人数急剧上升，到2004年，中国的贫困人数不但没减少反到又增加了八十万人。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就越不会实行政治改革。中共及它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反对势力会拼死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正如政论家胡平所说的：”中共很明白这点，社会越腐败，它的政权就越巩固。中共是腐败的后台。”如此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特权怎能容许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出现？
另外有两个主要原因也使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根本不可能在中共政治中产生。
中共官场的残酷和黑暗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难以生存的第一原因。赵紫阳，胡耀邦就是最好的实例。这两个人所具备的自由思想比戈尔巴乔夫还差得远，胡耀邦仅有一些开明思想，赵紫阳仅有一些民主意识，仅仅如此，只要刚一表达就被整下去。。正应了陈云五十年代就一再强调的一句话：“我们共产党要接受国民党的教训，他们就是给了人民一些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才失败的。我们要把任何民主诉求都扼杀在摇篮中。”
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难以生存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共领导层继承人的安排是封闭式的黑箱作业。这是中共特权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采取的方式。所以，敢于革新并具备鲜明民主倾向的人物未等他的主张得以推行就会被赶下台，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具有新思维的人不可能接近权力中心，过去如此，将来更是如此，因为将来的特权利益集团更巩固，更会死抓住它的利益不放。
中国人总是在盼望一个救世主，过去盼有个清明皇帝，现在盼出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这不是公民意识，这是地地道道的臣民意识。为什么我们要等这个救世主，而不自己救自己？如果这个救世主不出现怎么办？
看看现在的中国，环境严重破坏，社会道德严重破坏，人心严重破坏，而且这些破坏还在继续发展。可以说中共晚一天倒台，这些破坏就更严重一天，人民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一天，长久的等待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巨大代价不可估量。中共早倒台，人民可以早享有新闻自由监督政府的权利，腐败可以早得到遏制，社会良心可以早得到复苏。
上面讲了中国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的原因和社会背景，那么，人民抗争导致专制政府倒台就成了必须之路。人民抗争也是东欧其他诸多共产国家人民走过的路。站出来向专制政府说不的人越多，人民参与抗争的人越多，专制政府就越难维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加起来的力量胜过戈尔巴乔夫，我们自己就是戈尔巴乔夫。
人们会问，面对那么残酷的暴政，怎么抗争？在国内，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不与专制政府合作就是最好的抗争暴政的形式。不为暴政说话，保持沉默是一种抗争形式，不参加中共组织的任何活动，退出党组织更是有效的抗争形式。例如，六四后的那一次十一国庆，各机关组织人到天安门联欢，如果大家都找个理由不去，大家都选择这种形式的抗争，结果会给中共一个很清楚有力的打击。遇到这种活动如果人人都不去，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不与专制政府合作是使专制政府倒台的正道。
又有人会问，你提倡的这种形式，就可以使如此残酷的中共倒台？当然可以。以海外华人为例，如果所有的海外华人都不去参加领馆组织的政治活动包括各种联欢各种庆祝，它的会场总是空空如也，你想过这效果吗？如果所有的海外媒体都不对中共附炎趋势，人们也不读它的报纸，它如何宣传？如果人人都退出中共，它如何操纵？如果国内也是这样，形成大势所趋，它如何面对本国人民，如何面对世界？一个政权是需要权威的，到了这种毫无权威的地步，就大势已去了。
“慢慢来论”，“等待论”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内及海外的中国人挂在嘴边反覆讲的一种套话。经常往返中美两国做生意的六四绿卡受益者都这么说，国内像我哥哥那些利益集团中的人也说这些相同的观点，当然他们同时都会时髦地表达一下自己对中共专制的反感。殊不知，把出现戈尔巴乔夫看成中国制度改变的唯一希望，不但是无稽之谈，并且是中共为维持它的统治而利用并散布的一个痲痹人民的官样藉口。
当Thomas Jefferson写“独立宣言”时，有人提出等待的意见，杰佛森当时的回答非常感人，他说，让我们这一代来承担这一切苦难吧，不要把苦难留给我们的候代。
在此我想引政论家胡平的“纪念就是抗争 ---- 在纽约地区纪念“六四”十六周年集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作为我的文章的结束语，他说：“今后的一二十年，对于中国是极为关键的，对于人类也极为关键。如果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国还未能走上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那么，不但是中国自己，还有整个世界，必将遭遇巨大的灾难。这就要求我们绝不可一味等待，而必须奋起抗争。要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要另一代人来抗争来冒险的做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而胜利则很可能来得更艰辛、更苦涩。埋葬中共暴政，埋葬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强权，任重道远，我们的抗争无比艰难，也无比神圣，无比光荣。对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于人心之中，它永远不会熄灭。自由民主好比不死的凤凰，它可以失败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它都会浴火重生。相反，共产专制只能输一次，它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只要我们不屈不挠，坚持抗争，最终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2005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