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主专制对言论、舆论监控之严厉，对真话、自由思想之忌讳，对人的心灵、道德、天赋摧残之深刻，都是空前的，党主专制下"知识分子"群体的鄙陋贱劣也是空前的，仿佛一群丢了本性的变色龙和断了脊梁的癞皮狗，岂但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相距不可以道里计，便是与传统知识（士）群体相比，整体精神水准也大为下降了。
批判现实、批判社会乃中国知识分子（士）的传统。春秋战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诸子立异，百家齐鸣，"王者不作，诸候放恣，处士横议"（孟子）。诸子最大的特征便是对现实的暴露和批评：孔子褒贬春秋，孟子斥骂诸候，墨子批王公大人，韩非子大发《孤愤》，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随着汉朝"独尊儒术"以后，君主专制愈来愈精密严厉，士人这种直言不讳、直斥时弊的态度，整体上渐渐式微了，但薪尽火传，代不乏人，茫茫黑夜时有星光闪烁。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弟子王龙溪说过一句话，至今听来依然如雷贯耳：
众人和应，君子异应，圣人敌应。
翻译成现代语，就是：庸众说顺话，君子发异议，圣人唱反调。说得多精彩啊，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样的君子和圣人，以监督政府、批判社会为己任，乱世危言，盛世也危言，与专制政权异趣异议反对敌对，对民主政府也并不一味顺应和应。因为，即使是好人好事是真理，也是需要"异议敌应"的。好人好事不怕批评监督，真理愈辨愈明愈斗愈响亮。何况真理往往也是相对的有局限性时间性的，需要时时监督警惕着异应敌应着，这样它才会不断地发展着成长着飞跃着，不然，就会枯萎、僵化、停滞，以致向错误、谬误转化。真理是不怕异应敌应的，异应敌应，应错了也是对，是对真理的反向支持。
民主社会的知识分子或反某项政策但不反政府，或反某届政府但不反制度，是同中求异，大同小异（大处同小处异）。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反专制主义为主，对于具体政策措施，则异中求同，可同可异，应事应时而制宜。对于政府一些好的举措，如改革、开放、反腐肃贪、废除收容恶制等，自当支持。
知识分子对政府"异应敌应"，在民主社会只要有一定学识能力就行，在专制国家则还要具备超异的精神高度、思想能力，要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非凡勇气，要做好失去朋友、毁坏前程、忍受寂寞孤苦和种种打击迫害乃至随时入狱的准备。"在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民族中，一切都无声无息，一切都在沉沦，一切都在退化和堕落"（邦雅曼-贡斯当），若是有能力并且有胆量在这种险境之中挺起来站出来抗拒这一切，有能力并且有胆力成为统治者眼中的异议分子敌对势力，是一种无上的光荣，称为君子乃至圣人，不亦宜乎。
专制主义的丑陋反动，有目共睹，天下皆知，但由于其邪恶凶残，敢于异应敌应、持真不屈者毕竟是极少数一小撮，绝大多数国民只能是党云亦云"和应"的庸众，仿佛没有热血没有骨头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影人。明-吴从先《小窗自纪》曰：后梁为北魏影国，谓附庸也，予请以一切依附之人为影人。
当然，王龙溪"君子异应，圣人敌应"此言仅就学术精神而发，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别说在政治上，便是在广义的文化思想上，他也不可能跳出儒家传统的窠臼，对"古圣"（孔子）和"今圣"（皇帝）搞什么异应、敌应。但是，比起共产党领导下文化上思想上精神政治上乃至学术上无不顺"党"应人、人云亦云、异口同声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还略胜一筹呢。
魏京生曾自诩：国际上都把他当圣人一样看待。众人嘲之，我认为魏君实至名归，无愧。在豺狼当道立、恶政猛于虎的今日中国，凡胆敢"异应"共产党、"敌应"假恶丑者，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皆无愧当今圣人之称。
东海一枭
2005.7.13
(民主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