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他们开始私人交往，1999年70岁的默多克向与之生活了31年的妻子安娜提出离婚协议，签署离婚协议17天后，32岁的邓文迪成为身家78亿美元的传媒巨头的妻子。也许她在某些方面已经牺牲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只麻雀就这样变成凤凰了。
文雅丽在丹麦被称为亚历山德拉王妃，她是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香港人，文雅丽的丈夫约阿希姆王子则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女王二世的二子，比文雅丽年轻5 岁，两人于1995年在香港邂逅，约阿希姆当时完成学业前往香港发展，在一家丹麦驻香港公司实习。在一次晚宴中，约阿希姆注意到糅合东西方之美的文雅丽，两人相识5个月就堕入爱河。
1995年11月18日，两人结婚，文雅丽由此成为欧洲王室有史以来第一位亚裔王妃。婚后，文雅丽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并以其端庄时尚的仪态和广泛参与慈善活动的行为而深受丹麦百姓爱戴。文雅丽在婚后育有两名小王子，分别为现年5岁的长子尼古拉和两岁的幼子费利克斯，为丹麦王室增添华人血统。
在童话故事中，王子和公主都能白头到老，永远过着幸福愉快的日子，但丹麦的现代“灰姑娘”故事却以离异告终，2005年4月8日，丹麦王室宣布，丹麦王子约阿希姆和王妃文雅丽已经完成离婚手续，意味着这段异国情缘的彻底结束。
杨二车娜姆是泸沽湖畔摩梭人的宝石仙女，着有《走出女儿国》、《中国红遇见挪威蓝》等多部书籍，1996年在意大利逛街的娜姆通过新闻获知离家乡不远发生了丽江大地震，吓得连夜买机票回国往家乡赶。途经北京，她住在一个意大利女朋友的家中，不期然地认识了邻居石丹梧。比她小很多的石丹梧是一个挪威帅哥，褐色头发，蓝眼睛，英国伦敦外交官学校的高材生，两人一见如故，开始了娜姆生命中的第二段异国情缘(第一段是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一个外号叫“鹌鹑蛋”的摄影记者的婚姻)。但七年之后，这段摩梭女与挪威外交官的传奇爱情故事，这个曾被年轻女孩奉为经典童话的婚姻也终于烟消云散。
凡事都要忧心忡忡或是欢欣鼓舞地说个理、分个类、评断个好坏，总有些人对完美的道德秩序充满热爱。但我更愿意把这个故事看作一个成功的商业案例。
一个女人，离婚了，以中国目前男性妙龄得像乳鸽一样的择偶观念来看，年近四十已经老得不像话了，还带了个女儿(这在中国叫“拖油瓶”，对于连处女情结都恋恋难舍的中国男人，这更是一个大缺陷)，在国内婚姻市场上，如果不是运气特好，她基本没戏。难怪这次对于她的婚事，网友的反应基本与荷尔蒙无关－－不像82对28的忘年恋－－82岁的当事人几乎是被看作侵犯了公众利益。
她看了“中国人在他乡”，受到启发，想找个外国丈夫。这个外国，显然并不是指地球之上、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我揣测她择偶定义的外延，应该是泛指比中国国民收入更高、社会福利更好的外国男子，白种最好，黄种亦可。对于她，找这样的外国男子，理由或许也很简单：从整体平均的水准而言，他们对女性的年龄比较宽容，对婚史和子女问题也不那么在意，即便不算富有，至少伴侣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她声明自己没有问过男方的身份和财产。她的态度是诚恳的、小富即安的，因此，也或许她确实在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之后，采取粗放经营的方式，没有仔细进行“数目字的管理”。这可感动了不少心肠热的人。有媒体说这是“单纯和朴实的人生态度的胜利”，香港大公报甚至还郑重地评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吴木兰和蒂明斯基的传奇婚姻将成为一个低调朴实择偶观的标本”。说是“胜利”，是因为四两拨千斤，以平庸的条件钓到富翁兼尚未集够提名数的“总统候选人”；说是“传奇”加“低调朴实”，是因为看似不般配，细想还真是门当户对－－那些鼓吹“朴实”的好人，心里都做过一番算术练习呢！
她，需要经济的安全和自由，来实现一些梦想，培养女儿成人。或许她还需要有男人的家。而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单身显然是个不利因素。异国的太太自然比较有助于吸引眼球，何况在一个全世界人民都爱中国市场的时代－－哪有商人不爱营业额呢？只是我们无法得知他是在什么时候决定选择一个中国太太(并且给她取一个外国人记得住的中国代号)：决定竞选前，抑或之后？
我相信他们的幸福是真话，尽管男主人公特意邀请记者来听这些真话，并且在个人网站上留下不少处理得很专业的图片立此存照，让人觉得有点别扭－－但至少，双方的要求都满足了。她这样做，实在是无可厚非，因为差不多所有的婚姻，与其说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来得准确 －－这个合意，可以因为感情，或是因为利益，甚至因为习惯；但总而言之，是一个需求到满足的过程－－说得直白点，是精打细算；说得诗意点，是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的“那一半”。
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原始亲属关系的著作中说，婚姻是一种基本的礼物交换的方式。恩格斯讲过那句有名的糙话：妻子和妓女本质上没有差别，只是一个批发，一个零沽。这话在妇女有了继承权、职业和堂堂正正性诉求的今天，把问题看得简单了，因为在现代婚姻中参与交换的，不仅仅是男性的钱和女人的性，而且是通盘考虑的人生。
在这个意义上，婚姻的不同模式，情投意合也好，志同道合也好，利益博弈也好(有谁的婚姻能干脆利落地划分任何类型呢)，没有多少高下之分。婚姻是一个契约，一种民事行为，只关乎交易双方的诚信和利益，当事人冷暖自知，对国计民生社会正义的影响实在有限。在不伤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它可以包含最大限度的价值多元和选择的自由。
凡事都要忧心忡忡或是欢欣鼓舞地说个理、分个类、评断个好坏，总有些人对完美的道德秩序充满热爱。但我更愿意把这个故事看作一个成功的商业案例，无法毫无风险地重复，无法总结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说到底，这是一桩美满的交易，但跟你我没有关系。27岁的张静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走上和吴木兰一样的爱情之路－－从虚拟的世界里找来了终生伴侣，而且还是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老外”。
这个“老外”就是31岁的肯迪，一位澳大利亚的软件设计师，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还自学了一点汉语。某一天，他们在一个网站聊天室偶遇，双方便被深深吸引。最后，网络姻缘以肯迪的远渡重洋登门求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这个全球化席卷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跨国婚姻已经成了上海一道非常普通的风景。目前上海人已经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联姻。
据上海的涉外婚姻“白皮书”显示，1996年至2002年的7年间，在上海登记的涉外婚姻超过2.1万对，平均每年3000对。这个数字比1980年增加了7倍多。
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处长周吉祥告诉记者，现在每个工作日他们平均要为13对中外联姻的新人颁发结婚证书。
主持调查的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说，交往机会和文化认同程度是涉外婚姻发展的两个最基本因素，它们决定了上海涉外婚姻的特点。
在涉外婚姻中，日本人最受上海人的青睐，占境外人员总数的39.6%；占据第二位的是中国台湾人；占据第三位的是美国，占9.1%。还有几个相对集中的国家和地区是澳大利亚(6.1%)、中国香港(5.5%)、加拿大(3.9%)和欧洲(5.7%)。
上海涉外婚姻中，新郎新娘都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
调查显示，在外男沪女婚姻中，外方人员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47.8%，与之匹配的上海女性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为23.8%，只相当于外方人员的一半。即便如此，这种学历结构也远远超过20-49岁上海妇女(大专以上学历占11.8%)的平均水平，属于上海“文化优势阶层”。
另外，沪男外女婚姻的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接近得多，上海男性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37.4%(常住人口为14.6%)，而且就大专以上学历比重来看，外方女性比上海小伙还稍稍占优势。
令人担心的是，涉外婚姻至今还存在隐患，在国外的中国人离婚率相当高。有资料显示，加拿大人和中国人结为夫妻的，离婚率为60%。1997年，日本丈夫和中国妻子离婚的占结婚人数的30%，日本妻子和中国丈夫离婚的占结婚人数的35%。
与20年前上海涉外婚姻几乎是清一色的“沪女外男”，“老夫少妻”型相比，最近几年上海涉外婚姻的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主要表现为年龄差异缩小了，文化水平接近了，语言沟通能力提高了，恋爱时间长起来了，很多涉外婚姻当事人还把家安在了上海。
上海民政局法规处处长周少云自豪地向记者透露，目前平均每年还有300位上海男性迎娶外籍新娘，初婚者已不再会冒冒失失地选择涉外婚姻，越来越多的再婚人士却选择了涉外婚姻，女方再婚的比例已占女性的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