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民运内斗不止，民运组织不断分化瓦解，组织碎片化、多如牛毛的令人痛惜无奈的事实，据说王若望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批评民运人士：每个人都是小毛泽东。就是说人人都认为自己是最高领袖，个个都摆出一副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姿态，而且决不、永不妥协；今年四、五月间，因为开办“华夏公维咨询中心”，与国保人员多有接触。一次，一位警察说：你们民运不可能成气候！我质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十个人恨不得有十一个老大，如何做事呀？！尽管他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但认识却相当到位，实际上与王老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不同的只是更直接、口语化罢了。我只好沉默不语。
拿破仑曾有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民运人士有领袖群伦之欲、愿为民主自由做出更多贡献，难道就不妥、不对？我认为无可厚非。但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想”成为领袖与认为自己就“是”领袖根本不同。“想”是一种愿望，是对自己的期待，是将来时，与当下无涉；而“是”是现在进行时，当下就必须以领袖自居。问题就出在这里。试想，如果群体里每个人都自命为领袖，群体还可能存在吗？更不要说欲有所作为了。中国民运的分裂与衰弱多大程度上源于这一因素，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结论。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我们追求人的平等与自由。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的平等是权利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结果的平等就是不平等。因为人是有很大区别的。不仅先天的性格气质智慧有很大的不同，后天的环境经历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最终导致每个人在能力、才干、知识、思想等方面不仅擅长领域有极大分别，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别，加之机遇的选择，要求结果的平等无异于缘木求鱼。每个人本质的不同，决定了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角色。有的人热爱科学研究，而有的人喜欢经营企业；有的人长于宏观决策、知人善任，适合从事领导工作，有的人对于事务性工作驾轻就熟，适合于具体工作。如果刚好他们各自从事的正是与自己的特性一致的工作，那么无论是对他们个人还是对其从事的事业，都是最好的；但如果正好相反，那就是最不幸的事情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人才，前提是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反观内视，争取全面深刻地认识自己，以准确地自我定位。人们只有真正认识了自己，才可能认清他人，认清社会与世界，才有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个连自己都认识不清的人，怎么能够指望他推动社会的进步呢？！
遗憾的是，很多民运人士根本无视自身的特质与能力，以致自比领袖者泛滥成灾，却少有人愿意从事具体工作。两个人也要另立组织，也要设个主席，而惟一的下属竟是自己的老婆。这是在从事民主运动吗？这样可能有效地开展民运工作吗？不要玷污民运的声誉了！现实是中国民运什么都缺，但就是不缺“领袖”。领袖贬值呀！
有海外友人建议我加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但我违逆了他的好意。一直以来，作家在我脑海中始终与神圣二字紧密相联。在我看来，作家应该是思想深刻、见识广博、才华横溢的代名词。作为证明，至少应该有两本书垫底。只有这样，无论是内心自命，还是他人尊称自己为作家时，我才能做到气定神闲，一副当仁不让的模样，而不至于心慌意乱、受宠若惊。因此视自己为自由撰稿人是合适的，因为我不能、不敢、也不想当一本书也没有的作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原则，我并不以此要求其他人。其他人完全应该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所以我的观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批评。
不加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将自己定位为自由撰稿人，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人有这样的恶习：一旦加入某团体，即使当时明白自己的资质与该团体要求差距甚大，但只要时间稍久，其人就不再自知了，而认为自己名副其实。我正是担心自己如果在组织上加入笔会，过不了几天，就会真以为自己是作家了。我对自己最大的期许，是做一个清醒的人。那样的话，不可避免地将事与愿违。
自由民主是人性的要求，民运占有了全部的道义资源，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民运人才济济；民运人士勇敢无畏，前赴后继。然而民运却一事无成。问题到底在哪里？也许民运最大的缺憾正是，太多的民运人士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无法给自己准确定位，以致人才成了“败才”，不仅没有丝毫建设性，反而将已有的成就破坏净尽。所以尽管毛泽东是个大混蛋，但对他的这句话我一直非常钦佩：“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相信如果民运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民运形势一定会焕然一新，甚至可能产生一日千里的进步。
2005年7月16日星期六于北京香山
(原载《议报》２０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