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就是其中一例。
气壮如牛的“海外并购大进军”遭遇挫折
今年3月开始，中国方面不断对外声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额正以70％的速度增长，预计2005年中国公司海外并购金额将达140亿美元，中国也将成为亚太最具并购活力的地区。《华尔街日报》如此描述：近几个月以来，在国际上尚属无名之辈的中国家电企业频频出招，力图通过收购西方品牌打入欧美市场。TCL集团收购法国企业汤姆逊制造业务的控股权，联想集团收购了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但这还只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潮的冰山一角。中国媒体对海外并购的报导也连篇累牍，感觉甚好。
但这种气壮如牛的海外并购现在却遇到了两大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当然是经济上的。当中国方面还沉浸在并购成功带来的政治胜利喜悦当中时，一些企业就发生严重的经济亏损。2004年，TCL通过并购重组汤姆逊彩电、阿尔卡特手机，一举从一家区域性企业跻身为业务覆盖全球主要市场的跨国公司。TCL的规模在迅速膨胀，但盈利却并未因此而增加。TCL集团2004年合并报表后的净利润仅为2.45亿元，较上年度的5.7亿元有较大下降。而联想收购美国IBM的PC业务后，利润前景仍然迷雾重重。
事实表明，中国企业对于海外并购可能带来的风险缺乏足够的准备和应对经验，而这也成为海外并购问题频发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类问题是政治上的。就在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改变人民币汇率体制前后几天，几家正在跨国并购的国内企业分别遭遇不同挫折：优尼科董事会通过支持雪佛龙出价173亿美元现金加股票收购案，并发表声明，愿意“敦促8月10日的股东会决定接受雪佛龙”，这一表态事实上意味着中海油出局。几乎同时，海尔集团宣布放弃收购其美国同业美泰。
命脉产业仍设防
中海油收购案遭遇到华盛顿的政治杯葛，终于也让中国方面知道舆论防卫能力脆弱的民主国家，一旦认识到某种危害性时，也能够通过民主程序正当防卫──尽管这种防卫曲折迂回，颇费周折。
中海油遭遇到的挫折，其实缘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如果说被收购的企业只关注卖价，那么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政府则要关注经济安全。从2002年开始，有六家中国企业分别成为海外并购的主角，从其购并动机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如五矿集团收购加拿大的Noranda，这是一宗在中国国家资源战略指导下、以获得境外不可再生资源为目标的并购案；第二类以获取中国企业所不具备的核心技术为主要目的，如上海汽车集团收购双龙汽车及罗孚汽车，以及京东方收购韩国HYDIS的TFT－LCD业务；第三类则以获取国际品牌与销售渠道并创建世界级企业为主要目标，如三家在中国国内市场居领先地位的电子消费品厂商海尔、联想、以及TCL的海外收购。这三种收购动机将来仍然会是未来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基本考量。从中国本身的利益来说，从这样的战略角度出发并购合乎本身利益。
但上述三类战略考虑，却未必都符合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国家利益。第三类以获取品牌与销售渠道为目的的战略考虑，一般来说不妨碍他国的经济安全，但第一类却很明显地涉及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资源安全；第二类则需要区分，如果只涉及民用技术也无问题，但一涉及军事技术就很难通过。
美国虽然是不设防的经济开放国家，但在重大问题上还保持着足够的清醒。自1988年以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因经济安全拒绝批准或者收购方在审查压力下主动放弃的只有三起案例，但这三起案例都与中国公司有关。如2003年香港和记黄埔欲联手新加坡电信收购美国的环球电讯，但未被CFIUS接受，和记黄埔被迫宣布放弃。原因很清楚：通信业与能源业都属于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通信业在实现普遍服务的同时，也承担着推进经济、社会资讯化进程的重要使命，而一些尖端的高科技通信手段更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在中国方面看来，和记黄埔披上了“港资企业”外衣，并非中国国有企业，但美国方面却深知李嘉诚与中共之间的连体关系。也知道中国当局一介入电讯产业，就意味着中国在美国推进了一匹“特洛伊木马”，电子监控系统“金盾工程”的触角将延伸至美国境内，美国不复再有资讯安全。
由于中海油遭此挫折，中国企业并购士气陷入低落。虽然7月22日又传来南京汽车集团成功竞购英国百年老厂罗孚汽车公司，也未能使中国企业并购的“士气”恢复。
中国政府提供政策与财政支持
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下称“商务部研究院”）最近公布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报告》。该报告表明，近几年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当中，跨国并购和股权置换呈增长势头，战略性投资逐渐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新途径。
商务部研究院对国内13个省份的企业采取了问卷和座谈的方式调研。从企业的反馈来看，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和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调整，“并购国外当地企业”正成为目前中国企业计划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各投资方式中，跨国并购上升到了34.4％，仅次于“设立办事处、代表处等非生产性分支机构”的69.8％，“新建合资企业”的49.0％和“新建独资企业”的46.9％。下表显示，从2003年开始，用于海外并购的金额也大幅度增长。
中国企业并购金额及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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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企业并购金额 并购规模增长率％ 国家外汇储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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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28.5亿美元 4,032.5亿
2004年 70.0美元 50% 6,099.32亿
预计2005年 140.0美元 100％ 6月：7,1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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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投资银行里昂证券统计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资料
从所有的资料来看，中国的海外并购可谓不惜血本。一旦发现可用的资产，便不惜一切代价据为己有，付出的成本往往过于沉重，而中国业界虽然将这种行为戏称为“18岁现象”，承认这种并购行为在经济上不成熟，但却丝毫不减缓海外并购速度。从已经完成并购的联想、以及海尔和原打算购买优尼科的中海油这三个并购专案所涉资金来看，加总为215亿美元。有人计算，这需要中国卖一亿部电脑、一亿个冰箱或空调，再贴上一亿件衣服和一亿双鞋子，才能赚到这些利润。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这显然非它们的财力所及，那么，到底是谁在推动中国的并购？
这背后当然是中国政府之手。而中国政府推动本国企业海外并购，也是有两重考虑。
一是中国经济成长隐忧渐显。由于市场竞争白热化，中国企业面临巨大挑战。海尔2004年的净利润与2003年基本持平，电冰箱业务的毛利率由2003年的19.2%降至16.5%。在收购IBM的PC业务之前，联想2004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已较2003年同期下滑12%。这些企业希望通过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以赢得更多的利润空间。这与1980年代后半期日本企业选择往国外投资的路径与背景极为相似，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有减速之虞。2005年前5个月，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较去年同期减少0.8%，这是从2000年9月以来，外国直接投资首次呈现负成长，可能显示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前景认知，已经出现重大改变。
二是由于贸易和资本的“双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条件恶化。统计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7,110亿美元，同比增长51.1%。这样的状态必然造成外汇供需不平衡的状态，有人计算中国外汇储备的真实报酬率损失约为每年5%。这种情况下，只有下列几种方式可以缓解当前困境：一是把进来的美元花出去；二是把国内需求降下来；三是调整汇率。目前中国政府将第一种方法与第二种方法相结合，以此应付外汇储备条件恶化的压力。于中国政府来说，通过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方式将美元花出去减少压力是合理选择。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许多措施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近年以中石油、中信、海尔、TCL、联想、中远等为代表的不同性质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现象。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专门举办“2005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论坛”，表示政府部门将从政策和财政上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援──请读者注意“财政支持”这四字内涵。有此四字，美国国会的质询中国企业有政府背景并不算冤枉了中国。
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32.2亿美元，占全球FDI存量的0.41％，但增长势头甚猛。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下属的“全球投资前景评估机构”2004年初对全球335家最大的跨国公司、158个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和87位投资区位专家进行的关于2004－2007年全球FDI前景预测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普遍被认为未来几年内有可能进入全球FDI输出大国行列，而且很多国家都将中国列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FDI来源国。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难，政治信任缺失是关键
尽管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不计血本的鼎力支持，但海外并购之途却非高价位这把利斧就能砍开。本文不分析中国企业完成海外并购后面临的困难，只分析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受阻所显示的政治因素。
对于被并购的海外企业来说，中国国有企业在并购所开出的价码与现金交易方式均非常诱人。中国国企通常可以利用国内市场的垄断资源，并有政府财政支持，往往财大气粗，出手阔绰，没有后顾之忧，因为一旦并购失败也是由国内民众埋单，企业管理者无需承担风险与责任。
而中国企业为什么必须报出高价？这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企业自身条件所局限。在国际企业界看来，中国企业管理效率低下、产品价格低廉，并且有着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国企业试图进行海外收购时，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员工甚至当地政府，都不能完全信任作为收购者的中国企业。在任何并购中，只要一遇到来自西方国家的竞争性收购对手，中国企业即刻处于下风。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援，中国企业只能通过提高报价来与对手抗衡。且不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这类涉及资源安全的项目，即使不涉及资源安全与经济安全的专案，中国也必须以高价位来增加筹码，比如在海尔与RippleWood基金争购美泰克一案中，中国企业报价比竞争对手高14％。而上海汽车集团收购双龙汽车、京东方收购HYDIS的液晶显示器业务过程中，均遇到被收购方员工和工会的压力。
其次则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劣势。较之前一点，这个因素甚至更关键。这一点，中国政府对国内人民解释为美国霸权主义及欧盟等国“害怕中国崛起”，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并未道出全部内涵，因为这一解释并未说明美欧等国为什么害怕中国崛起。
在民主世界范围内，包括许多已经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与亚洲国家，这些年参与海外并购热潮，从未遇到中国企业类似的麻烦。当年日本在美国近乎疯狂的兼并，也未引致美国启动安全审查程式。1998年11月德国第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集团宣布收购美国第七大银行信孚银行未受到任何政治阻力。即使法国近年来与美国诸多龃龉，但法国巴黎银行旗下的美国西部银行于今年6月以13.6亿美元收购美国联邦商业银行，并暗示此次收购目的就是希望借联姻扩大规模，抵御美国金融巨头的入侵。但还是未受到任何阻力。这说明一点，民主国家范围内的互相并购，并不容易引起政治联想与担忧。
但遇到中国，情况就很不一样。中国政府内政不修，人权状态恶劣，社会矛盾重重。外国尽管未能全部明了其中内情，但揭开的一角已经足够骇人视听，这些国家内心深处未将中国当作现代文明国家对待。这样一个连本国人民都未能享受福祉的威权国家崛起，会给世界带来福音吗？而中国少将朱成虎前不久发出的核威胁，正好将中国政府信誓旦旦不断声明的“和平崛起”承诺毁得干干净净。而世界通讯业钜子开展中国业务，竟然与中国合作“开发”出备受道德指责的尖端监控技术──金盾工程。这些事实说明，专制的中国一旦获得世界尖端技术与资源，将如虎添翼，用来为恶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用来行善。在此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防患于未然，不让老虎将吃人的牙齿磨得更为锋利，完全有此必要。
而这种政治制度“歧视”，恰好是中国政府极不愿意向中国人民说明的，因为这会严重动摇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TaiwanNews财经文化周刊》,2005年8月4日(总1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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