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学时，老师向我们班介绍中国已故大数学家陈景润时，说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数学，除了数学以外，几乎什么都不会，有一次回家时，虽然带了钥匙，却不得其门而入－－因为他不会开门！
然而，就是这一位生活中的低能儿，才能心无旁骛地去尝试摘下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即使是文革期间也在偷偷地搞研究，最终把哥德巴赫猜想论证到了“1+2”，为中国人争光。连自视甚高的大和民族，也对陈景润心悦诚服，称许他是“圆周率之父”祖冲之之后，另一位值得日本人佩服的中国数学家。
邓小平在1974年第二次复出之时，赞扬陈景润说：“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搞科研的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有了成绩，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显著成果，综合国力空前提高。按理说，生活条件好了，社会安定了，“有一千个陈景润”的时代也应该到来了。可是，事实又如何呢？恐怕正好相反。
前些年，中国高等教育界从“先进国”引进了一套据说是很先进的“量化评估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中国高校教师能否升职加薪，取决于他们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参加的学术会议量，出版的专着量等等。
“先进国”的“量化评估制度”原本是好的，可惜一到中国就“橘淮为枳”，成为“学阀”和“学霸”用来巩固地位、谋取私利、排除异己、打压贤才的利器。数学大师丘成桐所举出的两个例子，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假如陈景润活在今天，他当然不必“秘密搞，像犯罪一样”，但是他的研究成果恐怕发表不了－－因为他没有钱买学术期刊的版面；即使他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但是因为不知巴结权贵，所以恐怕很难被“有关单位”选派出席国际数学会议；尤有甚者，他的科研成果可能会被“打派仗，不务正业”的“科研人员”据为己有。
文革看来还是好事，至少对陈景润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