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傅迦天报道， 广州市番禺地区的商人杜家伟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而成为了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在他1974年出生之后，原本母亲想再要一个男孩子，但是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广东省推行。这样杜家伟就“只有”3个姐姐和1个妹妹。
但是杜家伟自己却有2个儿子，而且还想再要1个女儿。这当然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但是杜家伟却有自己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交钱。他告诉记者，当时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计划生育部门曾经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但是在他交纳了一定金额的款项之后，仍然拿到了当地开具的二胎准生证，并且顺利地给孩子上了户口。
而广东省另外一位接受采访的张先生却用了另一个办法，《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规定，“本市户籍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或者外国人依法结婚后，仍定居本市且再婚前只生育一个子女、涉外一方无子女或者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新组合家庭可以按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因此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办理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侨证明，也顺利地拿到了二胎准生证。
想生二胎的两个极端
今天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要2个孩子，一方面是仍然残存的传统影响，一个家庭总希望能够有一个男孩子延续香火；另一方面，许多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希望能够给孩子塑造一个有伴的成长环境。
据统计显示，想要二胎的中国家庭，往往占据了中国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即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和收入居高的富裕阶层，只不过他们选择的方式不同。以往农村为了生二胎而不得不成为“超生游击队”的现象，在城市里不可能出现；而动辄数千数万元的二胎准生证，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不算是经济负担。杜家伟跟记者计算说，他在给二儿子办户口前后，加上二胎准生证的款项，总共支出是6万多元，这对于拥有一个资产总额达1400多万的鞋厂老板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多种超生手段
其实，富裕阶层或名人的多胎现象早已为人熟知。在培养“事业接班人”的动机下，企业主往往坚持一定要儿子，有一个儿子还希望要两个。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 据媒体介绍，浙江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收入人群中也很典型。这些在影视圈、高等院校、商业机构中的高收入人群，在生育多胎的时候，也试图不违反法律，他们中有许多人采取的办法是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
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前所长李伟雄认为，介于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这样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也同时承认，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发局部事态失控。据了解，一些地区就是当地基层干部和企业主首先违反计生政策，引起超生现象开始在当地蔓延。
欲望强烈
目前对于二胎生育，从计划生育部门来看，多采取批评教育、宣传与经济手段并重的办法。比如河南焦作规定，凡2002年7月24日以来领取了二胎生育证?熏但自愿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并主动退还二胎生育证的夫妻，均可一次性领取5000元的奖励。而二胎生育证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这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确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不过对于发达地区，尤其是富裕收入阶层来说，可能经济和宣传就无法成为调节的杠杆了。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另一个对上海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承认，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而高收入，则正好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同报道，一直以来，人们广泛地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贫困农民的超生问题上，像早年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就切中了中国公民的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很难执行，农民们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但是，十多年过后，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了，如果你把目光聚集在中国富裕阶层的身上，会发现他们也已经成为了超生的另外一个群体，他们利用交纳罚款等手段成功地在生育 问题上与其他阶层划清了界限。在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面前，一些富裕人士再次通过金钱获得了特权。
周宾的姐夫是一个生意人，家里在90年代后生了3个孩子，现在孩子都已经很大，分别被送到美国和英国上学。周宾自己则是一个公务员，他非常喜欢孩子，但却丝毫不敢越雷池半步，因为作为一个公职人员，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非常重要，周宾对记者说：“我们也交不起那个罚款”。
对于周宾这样的工薪阶层来说，他们是最遵守一胎政策的一群人，和周宾条件类似的这群人中，许多人的不敢生和他的情况有点不同。周宾的同事李杨觉得自己根本养不起2个孩子。
“大家都喜欢孩子，但是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了，我的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的学费就是1000多，我们夫妇每个月收入只有6000，还要付2000多元的房贷，根本不可能养2个孩子，虽然我妻子很喜欢孩子。”李杨对记者表示，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都表示，即使国家放开了政策，他们也不会选择要第二个孩子，因为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
在中国的工薪阶层中，许多人不仅仅是不养第二个孩子，而且都尽量推迟生第一个孩子的时间。“过去中国女性普遍在24岁前后就已经生育，而现在则推迟了5年左右，因为她们面临的生活压力迫使他们不敢很早生育。”社会学家李明水对本报记者说。
但是，富裕阶层则不同，他们占有这个社会的众多资源。李明水分析说：“富裕阶层超生可以交罚款，孩子出生后可以请保姆，上学可以上贵族学校，考试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托关系走后门，所以他们的压力要小很多，多一个孩子很难对他们的事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相反，还实现了中国人传统上的家庭价值。”
而在中国工薪阶层之下的农民阶层则有着更为传统的思路，他们希望能通过生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许多人把脱贫的希望都寄托在多子多福上，在北京打工的河南人李贵天对记者说，他一点都不后悔当年做出超生的决定，虽然被罚了一些钱，但是他的3个孩子目前在全国各地打工，收入在当地算是不错的，因为这些孩子的努力工作，目前他们家已经在老家盖了一幢 3层小楼，在此之前，李贵天一家5口人挤在一间10多平米的破旧平房里。李贵天感叹说，如果当初只生一个孩子，现在的这种生活是不可想像的。
(文中人名，除专家外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