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发自北京报导，引述中国政府劳工及社会安全部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正处于“黄灯”区，即“社会不稳定”已处于最严重的第二阶段，如果这种情况在未来五年内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因应，很可能会恶化成最严重的“红色”程度。
报导说，似乎为证实这项研究报告，中国警方承认大陆浙江省日前就发生一起“暴动”，一群指控一家电池厂对儿童造成铅中毒的父母们，与警方发生冲突，并放火焚烧建筑物和警车。
这样的不安事件在中国许多城镇都很普遍，居民往往因抗议贪污和环境被破坏而爆发示威，而愈来愈多的示威事件也愈增中国政府的忧虑。
报导说，执政两年来造成穷人困境的胡锦涛政府，因穷人的要求而宣布废止农村的赋税，但地方官员因急于稳固本身地位和他们在银行的财富，转而继续剥削兴旺的制造业，徒然制造更多的民怨。
“纽约时报”也报导说，中国社会的空气中愈来愈见紧张不安，居民因于各种理由抗议示威，包括广泛的工业污染、土地被房地产商和地方腐败官员勾结收回、以及居民被迫迁出等等，似乎中国寻常百姓已开始敢于诉说他们受够了，不能再容忍官商贪污胡为。
据公安部上月告诉路透社有关群众事件问题时表示，中国去年共发生七万四千件示威或暴乱，二００三年为五万八千件，十年前仅有一万件。
报导说，没有人能预测这是一个威权国家解构的开始，因为它过去廿多年来己经藉着极快的经济成长带来社会的平静和延缓对政治改革的要求。
但中国当局现在的反应混合着紧张和困惑，明白显示中共权力最高层已非常严肃的处理这些正在酦酵蕴酿着的潜在危机问题。
例如，上周中国政府宣布在三十六个城市设置镇暴警察，以平息“暴乱”，也要对抗所谓的恐怖主义威胁。其实除了新疆地区偶发维吾尔人的恐怖事件外，全中国其他地方几乎没听过发生恐怖事件。
看来中国当局宣布设置特殊镇暴小组对抗地方示威民众，显示共党官员已将群众与恐怖主义一同视为社会稳定的敌人。
本周“解放军报”引述军方的通告，警告官兵如果参与陈情或示威，将“严惩不贷”。这个声明显然是针对最近退伍军人在北京一个军方办公室发动一连串抗议退休金问题所引发的。
全面的反群众示威运动也似乎是由最近“人民日报”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维护安定加速发展”揭开序幕。该篇社论警告民众要遵守法律，并说任何对社会秩序的威胁都无法被容忍。
尽管如此，“纽约时报”说，示威活动最近也出现在上海，上海是中国公安人员最多且群众抗议事件相对较少的橱窗都市。但近来每天都可以在市中心听到市民愤怒的抗议声，尤其是在市政府集会的雅致展示中心对面的街上。有一个抗议是中年居民高喊年轻时代文革时期的口号“造反有理”，谴责当地居民集体被迫迁居以建造高楼，他们要求公平的补偿。
报导说，另一日在同一个位置，一群年长的居民也反抗迁居，他们愤怒高喊共党市委书记名字“陈良宇（音译）下台”。附近一个妇女带着无法到当地学校读书的子女，写着大胆的标语“为何我们要忍受无能的政府造成的恶果？”
报导指出，许多中国民众都认清官员腐败才是他们生活艰苦的来源。
许多政治分析家也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集权，阻碍了政治的透明度，也不允许有助于减少腐化和纾解民怨的制衡体制发展。
现任教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的前人民日报主笔吴国广（音译）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清廉有效率，事情会更为平静，但一般认为是共党官员不顾及国家利益，汲汲于追求自身的利益，无论是合法或非法的利益，造成了这种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
例如在中国，危险的工业污染案例不可胜数，虽然他们造成的人命损失尚未可知，但地方官员经常与工业利益相勾结，而法院也无法纾解民怨。
（中央社台北二十五日电）传闻吉林四平市机械办、经贸委等部门所属十五家改制企业的三十名职工因工作权受损，联袂赴北京上访，但因滞留多日未获官员接见，愤而改至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前叫骂，于警方前往强制驱离时发生冲突；有报导说，有二十余人已被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