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这个思想厉不厉害？
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谁不想过过这个瘾？
从十六届三中全会起，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个最高职位归于一人。独揽党政军三权的胡锦涛终于确立了今日中国最高领袖的地位。按照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党章又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组织领导。这两个规定“赋予”总书记从思想上领导13亿人的“神圣职责”。反过来说，总书记不能从思想上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就是失职，是无能。这位新的最高领袖当然明白自己“肩上的重担”，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朝拜西柏坡，重温毛泽东走上最高权力的故道。接着，就传出他在内部的讲话中，表示应该向古巴、朝鲜学习，“古巴、朝鲜的经济虽然没有搞上去，但人们的思想没有搞乱”。跟着，中宣部蛮横地收紧舆论空间，御用学者们组织反击新自由主义思潮，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一个被逮入狱或遭秘密警察传唤威胁，网络思想警察粉墨登场，所有时事评论和政治性思想性网站遭到关闭，网络论坛开始先审后发，不听号令的媒体逐家逐家受到整饬，一场旨在给臭鱼烂虾们保鲜的洗脑运动被强制性地施加给各级党员干部。种种迹象表明，胡锦涛在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只不过，这种职务行为没有给胡锦涛带来毛泽东式的尊荣和显赫，相反，饱受非议。台港舆论分析胡锦涛上台后的中国，相当多的意见是，现在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代，红卫兵又回来了。
确实，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这些评论。我持这种看法的依据是，胡锦涛的团派班底，以及支持胡锦涛的中下层政治精英，相当多的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网上查一查胡锦涛本人，这一届政治局班子成员、省部一级大员的履历会发现，这批人的政治生命多数发迹于文革，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中成长起来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整天念叨着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革中迈出走上红地毯的第一步，在党文化的哺育下迅速成长，现在终于接班了。如果说文革的那套思维范式在不知不觉左右着他们的思维和行动，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是文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与邓小平等在文革中吃过大亏的那一代人不同，这一代领导集体在文革中没有领略过什么惨痛教训，倒是从那个年代学到了工作方法，得到了超越同龄人的成功经验。对极权时代的统驭术，他们驾轻就熟。对民主体制下如何获得权力和行使权力，却心里没底。从胡锦涛上任后在意识形态烧的三把火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这位最高领袖非常留恋毛式极权。由此再向前推一步，他未必不在梦想着恢复毛泽东昔日的威权，未必不希望再度成为中国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未必不希望成为中国新一代的舵手和灯塔。按照沿马恩列斯毛胡志明波尔布特金正日卡斯特罗一脉传承下来的光荣传统，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规定，胡锦涛及其班底完全有理由认定，作中国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作中国新一代的舵手和灯塔，从思想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是最高权力所有者理所当然拥有的奶酪。
但是，胡锦涛的努力却受到里里外外的反对。台湾香港舆论我们暂且不去管他，那是敌对势力，国内发生的抵制，而且是胡锦涛的大本营里发生的窝里斗，却不能不引人深思。7月15日，胡锦涛的大本营，共青团中央旗下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广受非议的社论：《振翅远飞正逢时》。这篇社论的开头“竟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贺延光语）。这样的措辞，如果是在四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都不会引起太多的反响。将一个有职责向全国提供思想领导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比喻为灯塔，再自然不过，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然而，出乎这家报纸领导层意料，出乎旨在将胡锦涛包装成英明领袖的人们意料，大概也出乎胡锦涛本人意料，这一句话却招来强烈反弹。以这篇社论为引信，在中青报这个团派大本营内部，竟发生了一场象征精神分裂的大波动。
首先，贺延光这位报内骨干对这篇充满文革文风的社论愣是不依不饶，先是写了篇批评的帖子，《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对这种个人崇拜文风的回潮大加笞伐，在受到编委会的不点名批评之后，又以《贺延光：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给予反击。然后是另一位骨干李大同发表了《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的公开信》，将报内论争公开化，明确反对“只唯上，不唯实”的管理制度。之后，由此又导致了青年话题主编李方请辞。
可不要孤立地看待这三件事。三大知名报人造反，名义上是指向新的主编李而亮，是反奸臣不反皇帝，明眼人却不难看出，三大团派嫡系矛头所向，是刚刚露头的极权主义，是重新树立领袖思想超人的企图。三个报人动了记在胡锦涛名下的奶酪。团派为什么会窝里斗？团派嫡系为什么会动团派首领的奶酪？原因不在于这三人有天生贼胆。深刻的原因在于，原来库存的奶酪已经快吃光了。胡锦涛及其中青报的那些嫡系们却天真的臆想着奶酪还有那么多，还够他们吃一阵子。
从马克思生前的“巴黎公社”归于失败开始，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发祥地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却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预言。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受到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批判。马克思希望并声称找到的左右宇宙和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今只残留其经济主义部分得到肯定，其余绝大部分内容都被证明是胡说。除了闭关锁国愚民以逞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体系，辩证唯物论，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因为漏洞百出和与实际不合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彻底边缘化。这个边缘化不仅仅发生在欧美民主国家，而且事实上也发生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领导的政党与国家里。在这些国家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就是人人都能享有广泛自由”的理想被彻底剥夺个人自由的国家极权专政理论所代替。从斯大林还没有死开始，世界和苏联内部就在对社会主义集权体制造成的危害进行反思。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其权力遗产都受到本国本党的清算，绝对不是偶然的。他们生前思想一统天下的结果，是使一党专制走向极端，是掌权者拥有毫无约束的权力并毫无限制地行使这些权力。毛泽东思想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结果是十年浩劫。斯大林毛泽东对思想实施统制带来的危害给予世界一个深刻的教训。人们在逐渐撕开斯大林和毛泽东波尔布特等屠夫的丑恶内幕的同时，不再把他们的为所欲为归纳于个人品质因素，而是把罪恶归结到使得他们得以掌控巨大权力的体制，其中就包括这种体制所极力维护的思想一元化。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哈耶克、波普尔、奥威尔这些并不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智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权特征所作的解构工作，缓慢然而是不可逆止地传入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让苏东和中国公众看清了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一条奴役之路，由于其学说本身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到了今天，社会主义的葵花宝典连同岳不群一起，在中国民间舆论中广受唾弃。各种正面批驳和侧面冷嘲热讽车载斗量。与此相对应，思想自由的思想受到广泛尊重。除了那些一门心思全用来争官夺位两耳不闻窗外之事的团派大员们，今日中国知识人中大概再也没有谁会相信领袖思想像灯塔，能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这一次团派心腹大将李方公开以自由主义者自期－－而不是“共产主义战士”之类，以及近期军队内部出现思想上的波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所谓伟大领袖头上的光晕，只是做的局。人们已经认识到，生理和智力上，总书记与常人无异，欲望上，首脑可能比常人更贪婪，权利上，人人天生平等，思想上，谁也不是超人，没有扎实的学术根基，仅凭官至中央大员或成为所谓的核心，就具有领导13亿颗大脑的本领，是不知天高地厚地无耻。人们已经认识到，各人的大脑长在自己头上，北京、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都不是专职国家思维的“首”，不是什么所谓的心脏，民众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毛发或只受驱使的四肢，谁也当不了中国的灯塔，中国也不需要一座灯塔，思想的多元，乱，是常态，思想的统一，才是非正常，这么大个国家，只一个头脑思想，将造成灾难。人们已经认识到，给予胡锦涛这样的最高统治者的，不应该是歌颂，不应该是仰望，而是将其当作歹徒，“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韩非子，显学》）。
其实，在胡锦涛流露出向毛泽东时代回潮的苗头时，当胡锦涛的拥护者们表现出欲图重建毛式威权时，抵制的声音和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刘晓波余杰王怡等作家虽然身在国内，却并不忌惮，没有停止过对胡锦涛的批评，中宣部的蛮横举动经常成为报人的笑料，成为杜导斌焦国标讨伐而人们拍手称快的对象，人们通过网络等各种管道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这个“阎王殿”的轻蔑，广大党员干部以消极抵抗消解“保鲜”运动，使其成为又一轮的形式主义，各地民众频频发生游行示威，以反抗极权主义的回潮。中青报人反对新的造神，只不过是全国范围内反极权潮流中的一个个案。
现在，还在迷恋极权主义的只有掌权的少数人，只有那些无视滔滔民意的胡锦涛铁杆和江泽民余党。像当年的袁克定一样，躲在深墙高院之内，精心编造自娱自乐的歌功颂德之音，以为现在还是党说什么愚民们就以什么当真，以为宣传什么，愚民们就会怎么想，以为凭那些根本不够格称之为思想的思想还可以领导各族人民，真是愚蠢又可笑。胡锦涛的奶酪已经所剩无几。思想领导这份奶酪根本不是总书记独专。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