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 评同暴政和解之说

近闻几个自诩“自由主义者”的文人，倡导同中共当局“和解”，并要“营造和解的氛围”，不由悲从衷来，情难自己──难道中国人民的滔滔血泪，仍然不够书写一纸对暴政的有罪判决；难道“自由主义者”还要用“和解”的幻想，麻醉正如地火奔行的民间大反抗？

悲愤之余，不禁要问：“情系和解”的文人们，你们有资格代表或者要求谁去同中共当局和解──你们有资格代表或者要求数十万湮灭于穷乡僻壤、大漠戈壁、矿山煤井的“右派”知识分子吗？你们有资格代表或者要求“大跃进”中饿死的数千万农民吗？你们有资格代表或者要求惨死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数百万各界人士吗？你们有资格代表或者要求军队屠城中被杀死的“六. 四”英烈吗？你们有资格代表或者要求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而仍然承担苦役犯命运的人们吗？你们有资格代表或者要求蹒跚于苦难的上访之路上的无数冤民吗？──你们所能代表的，无非是永远难以泯灭对中共当局无尽苦恋的文人而已。

对中共当局“思念不已，苦恋无尽”的文人们，提出一系列同暴政和解的理由。现将这些理由，择其要点，略数如左。

其一曰：中共官僚集团并非铁板一块。

事实上很少有人认为中共官僚集团是铁板一块。可这同与暴政和解有什么逻辑联系？中共官僚集团的裂痕无非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各派系之间的权力和利益斗争，引发重大矛盾。其典型者即如江泽民同陈希同的纷争。那么，在此类纷争中“情系和解”的文人们要求我们同哪一方贪官和解呢──是同江泽民还是同陈希同？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配被智者回答。第二种情况是，官僚集团内部在特定问题上出现有关民主与专制的重大分歧，其典型者如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应义无反顾地支持呼唤民主的一方，又关“和解”什么事？

其二曰：中共官僚体制内部的人也会转化──也有可能由魔鬼变为天使。

是的，我们完全承认上述可能性的存在。但这又怎么能成为同暴政和解的论据？魔鬼如果坚持专制，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会同他和解；魔鬼如果背叛专制，变成民主的天使，那就同时变成了自由主义者的战友，也就没有必要和解了。

其三曰：中共内部会出现“这在中国历史上将是第一次的”理智、明智和克制的大善大勇的当权者，让“民主软着陆”。

人们常认为恋爱中的女人最愚蠢，但现在看来，对中共当局有苦恋情结的文人更愚蠢，否则怎么会说出这种昏话？时至今日，连贩夫走卒都看出中共第四代“领袖集团”，不过是由马屁精和贪鄙小人构成的庸人集团，可“情系和解”的文人竟还一厢情愿、心醉神迷地期盼这个集团中会出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只怕单相思到情浓处，会误了卿卿性命。

退而思之，即使有“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出现，又与“和解”何干？戈尔巴乔夫现象是对专制的背叛，而不是同专制的和解；苏东剧变，也是由较为理性的全民大起义所造就的磅礴史诗，而不是同专制暴政“和解”的产物。用“和解”来召唤“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就像用扭捏作态的男妓来勾引英雄一样可笑。

“情系和解”的文人常喜欢炫耀他们的“宽厚”和“理性”，他们自我标榜的最博大的胸怀，就是摆一张圆桌，让各派人士都坐下来谈判──他们会特别强调：圆桌旁边也要有中共的一个位置；民主了，也要保证中共的生存权，因为民主就意味着所有政治派别都可以生存。

“情系和解”的文人们似乎不懂一项常识性的法律原则：当一个人要剥夺其他所有人的生存权时，他首先就否定了自己法律上的生存权；当一个政党宣布它要剥夺所有反对它的政治派别的生存权，它也就首先否定了它自己生存的合法性。──在此，我们姑且不继续深入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探讨，只看一个冷酷的现实：中共垄断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而凶残的专制力量，它用铁血手段维护只属于它的政治生存权，并用国家恐怖主义关闭一切反对派的政治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情系和解”的文人们高声呼喊要保障中共的生存权，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宽容精神，还是一种可耻的伪善？当凶悍的强盗正在挥刀砍杀弱小者的危急时刻，“情系和解”的文人们，定然也会极具绅士风度地宣称：我们要摆一张圆桌，也给强盗一把椅子，让强盗坐下来与弱小者和解，因为强盗也应当有他的生存权。──思想至此，除了想要呕吐之外，还会有别的感觉吗？

师涛们、张林们、郑贻春们、清水君们正由于坚守自由主义的理念，而在黑牢铁门之内承受痛苦的命运。“情系和解”的文人们同暴政的和解，却在使那些把生命作为祭品献给自由主义理想的勇敢者，变得更加孤独，也使他们苦难的命运变得更加艰难。“情系和解”的文人们，你们还怎么好意思自称“自由主义者”？

“情系和解”的文人们认为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决不只是皮毛，但是，他们根本不理解自由主义之魂。我曾经讲过，我愿再次再讲一次：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荣耀只属于同极端专制主义血战不屈的英雄；“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不可能由酸涩文人吹捧而成，那是要用血来证明的历史地位──圣女林昭一类可以感天动地的英雄，才配称为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情系和解”的文人们，声称自己宽容之余，也会刻薄地指斥要同中共暴政血战到底的坚定者，嫉善如仇，有“红卫兵”情结，是在煽动仇恨。他们完全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红卫兵”是中共暴政的产物，仇恨和暴力是中共暴政的双翼。所以，彻底否定中共暴政就是否定“红卫兵”现象，就是否定仇恨和暴力。相反，用卑贱的“和解”之唇，去亲吻暴政沾满自由主义者血迹的铁手，才是纵容仇恨，鼓励暴力，宽容“红卫兵”式的罪恶。

胡锦涛妄图欺世盗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他又以参拜西柏坡、批示学习金正日、强化网络封锁、纵容法西斯言论、暴虐上访冤民、加紧迫害持不同政见人士等举措，诠释了胡记“和谐社会”的真谛。“情系和解”的文人们之“和解”，却媚态百出，试图同胡记“和谐社会”互相辉映。不过，如果“和谐社会”是一个大谎言，“和解”的呼唤只配成为谎言的渺小回音。

我不会忽略“情系和解”的文人们声称他们“意在转型”，即通过与暴政和解，实现民主专政。这是为同暴政和解所作的最后一项辩护。

“六. 四”屠城并不仅仅是一项孤立的罪恶，它更是一个历史象征──从此之后，中共暴政丧失了通过政治改良得到救赎的最后可能；它已犯下不可饶恕之罪，历史将在政治大变革中埋葬这个罪恶如山的政权。现在，中共又沦落为由贪官和奸商构成的寡廉鲜耻的政治黑手党。这是上苍对它的惩罚──在灭亡之前，还要让它先羞辱自己。

“情系和解”的文人们竟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只要人民同它和解，这个政治黑手党，这个骨头都已在物欲中腐烂的犯罪集团，就会成为中国民主的希望之星。但是，我只相信，在这个意义上，不会有几个人对中共暴政和“情系和解”的文人投信任票。至少，死难于中共暴政的八千万同胞的冤魂不会。

讨论至此，可以看到，“情系和解”者的思维间不仅逻辑散乱，而且只有投机取巧的小策略，缺乏创造自由命运的大智慧；只有酸涩腐儒的小善意，缺乏英雄情怀的大慈悲。

在结束本文之际，请容我对“情系和解”的文人诉我情怀：我此生唯愿激荡万里风云，挟惊雷疾电，擎人民大起义之长剑，挥政治大变革之利刃，斩中共暴政于天安门城下，然后，献暴政之头于高台之上，慷慨悲歌，泪尽血涌，以祭八千万同胞之冤魂，以申张正义于莽莽神州。此乃英雄情怀之大悲悯、大善意。不知“情系和解”的文人可能理解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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